三圣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鉆圣人之堅，仰圣人之高。以圣人觀之，猶太山之于岡陵，河海之于陂澤。然則圣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兇。”此蓋圣人之事也。德茍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茍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兇茍不足以合于鬼神，則非所謂圣人矣。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茍有不合于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圣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
蓋聞圣人之言行不茍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茍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圣人之弊，各極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圣人哉？
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于此一端而已乎？茍在于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圣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于是乎？
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于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圣人之言行，豈茍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