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于君則憂君之憂，食于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堯以為憂，故禹于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于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于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于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于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于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茍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
《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跡其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于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于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揚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為不為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其所以異者，其所指者異耳，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且以羞惡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賤而賤，辠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謂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支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知之于賢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