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李紱
《虞書》戒無稽之言，而《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造言必加之刑者，誠以其妄言無實，足以變亂是非，使當之者受禍，即在身后，亦蒙詬于無窮也。幸而其言出于浮薄小人，聞之者猶疑信相半，不幸而造言者謬附于清流，則雖賢人君子亦且信之，而受之者之誣，乃萬世而不白，豈不酷哉？自唐人好為，宋、元益盛，錢氏之《私志》，魏泰之《筆錄》，圣主賢臣，動遭污蔑，至《碧云騢》《焚椒錄》而悖亂極矣。其若可信者，無過《邵氏聞見錄》，由今觀之，其游談無根，誣枉而失實，與錢、魏諸人，固無以異也。邵氏所錄最駭人聽覩者，莫甚于記王元澤論新政一事，嚴君之前，賢者在座，乃囚首跣足，攜婦人冠，矢口妄談，欲斬韓、富，容貌辭氣，癡妄丑惡，至于如是，使天下后世讀之者惡元澤，因并惡荊公。余雖鄉曲之私，亦且切齒而莫能以相恕也。顧嘗思之，元澤以庶幾之資，早窮經學，著書立說，未及弱冠以數萬言，豈中無知識者？是荊公薨后，門祚衰落，茍非經明行修，雖私好者，安能舉癡妄少年排公論而從祀孔廟？恐邵氏之說未可憑信。今歲銷暑，余暇偶一翻閱，略為稽考時日，乃知《聞見錄》蓋無端造謗，絕無影向。舉向時之切齒于元澤者，轉而切齒于邵氏也。考荊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參知政事，夏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明道為條例司官，明年五月明道即以議論不合外轉簽書鎮寧節度使判官，而元澤以治平四年丁未科登許安世榜進士第，明年戊申，即熙寧元年也，至二年，則元澤久已由進士授旌德尉，遠宦江南，是明道與荊公議新政時，元澤并未在京，直至熙寧四年，召元澤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然后入京師，則明道外任已逾年矣，安得如邵氏所錄與聞明道之議政哉？邵氏欲形容元澤丑劣，則誣為囚首跣足，欲實其囚首跣足，則以為是日盛暑，不知明道以八月任條例司，至次年五月即已外轉，始深秋訖初夏，中間并無盛暑之日也。明道長元澤僅九歲，成進士僅早十年，蓋兄事之列，而韓、富年輩則尤在荊公之前，論是時德望，亦非明道可比，邵氏乃謂明道正色言：“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當預，姑退。”而雱即避去。是元澤敢言斬韓、富，獨于年輩不甚遠，又為其父屬官之人，一斥而即去，抑何前倨而后恭耶？此皆情事所不然者。元澤既除中允、崇政殿說書，即預修《三經義》，書成，進天章閣待制，凡歷五年，至熙寧九年遷學士，始以病辭。中允、說書、待制，皆侍從之官也，邵氏乃謂宰相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雱為從官，而雱已病，不能朝，皆妄說也。邵氏又曰，荊公在鐘山，恍惚見雱荷枷杻如重囚，因施所居為寺，則鬼魅之妄說，尤不足辨。司馬溫公謂三代以前，何故并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伯溫為溫公通家子，獨未之聞乎？吾不知伯溫所聞于父師者，果何學也？今邵氏此說，編入正史，故不可不辨，無使元澤蒙惡聲于后世，而稗官作偽之風滋長，重為人心風俗之害也。或曰：聞見錄蓋伯溫沒后，紹興二年其子博所編，伯溫不應作偽至此，或博之為之，蓋是時天下方攻王氏，博欲藉此造言，希世而取寵，未可知也。
——《穆堂類稿初稿》卷四五</di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