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有一名攝影師，看中了一篇小說《紅高粱》，想拍成電影。我覺得不好，里面有太多封建丑陋的東西，現在正是中國與世界接軌，全世界認識中國的時候。
我們給西方人看什么，這點極為重要。
我不懂太多的理論，我只是覺得我們應該輸出有利于國際交流的一面，而不是自我矮化、丑化。我們一定要有文化自信，不要陷入西方的思想陷阱。
他們那一套東西就是好的、進步的、文明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錯誤的、落后的、不文明的……這就叫陷阱。
放在我們身上，就是中國愚昧落后，需要西方來啟蒙、領導。人家本身就這么瞧不起咱們了，咱們還上趕著迎合所以我否定了《紅高粱》，我也不喜歡那個意大利人的《末代皇帝》。
我一向認為我們自己很偉大！”
“偉大這個定義怎么講”王領導道。
“我胡亂說，不對的地方您批評！”
陳奇不知道具體數據，沒有一一列舉，但他說的也都是公開的事實：
“就拿新中國成立的頭30年舉例，我們掃盲、剿匪、禁毒、改造妓女、土地革命、普及農村醫療、消滅各種寄生蟲、解放農奴、興修水利、建立工業體系！
我們研究出了原子彈！氫彈！衛星上天！抵御外辱抗美援朝立國之戰！并且打贏了所有邊境戰爭！坐到了聯合國五常的席位！
換成美國乃至任何一個國家，給他們一百年都做不到！所以我們為什么不偉大呢”
一剎那！
王領導嚴肅深沉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亮。
他做了幾十年理論研究，看著國家一步步走過來，感觸最為深刻。總有人把頭三十年視為靜止的，好像中國什么也沒干，就是窮啊，然后開放國門，一下子好起來了。
怎么可能呢
而他萬萬沒想到，這番話是從一個26歲的，普遍認為“很西化”的年輕同志嘴里說出來。
“好，今天就到這里吧，你先回去。”
王領導沒表態什么，待陳奇離開，才嘆道：“難得！太難得了，后生可畏！”
…………
陳奇過了新領導的思想考核。
他更在意港片進滬的事，覺得八九不離十。
因為今年會有一項試水改革：以前中影不是按拷貝結算么今年取消了，制片廠可以與中影談怎么發行，包括代理發行、一次性買斷、按比例分成等。
制片廠一直嚷嚷要發行權，這下嗨了，漫天的邪典和娛樂片，就為了多賣錢。
結果短短兩年，1989年又恢復到按拷貝結算，但單價漲了，從9000元漲到了10500元。宣告改革失敗！
肯定失敗啊，體系這么混亂，制片廠一頭扎進去，就是給地方電影公司上桌當菜了。
……
在1988年的時候，總政話劇團的一個編劇，想為40周年慶做一出話劇，就是《開國大典》。他與長影廠的編劇張笑天、張天民是朋友，聊起此事，二人說：“這么好的主題，做話劇太小了，該做成電影。”
最早是長影和西影一起琢磨。
結果幾人帶著劇本到了西影廠，廠長吳天明出差，一個副廠長接待，表示：“你這種東西現在有人看嗎”
上面提到的發行改革嘛，大家都奔著娛樂片去，沒人愿意拍主旋律。最后長影廠決定單獨制作，這才有了《開國大典》。
2月初，京城乍暖還寒。
一輛面包車在火車站接了人，低調的開進了北影廠，停在了東方公司的平房前。
車門一開，下來四個人。
長影廠的一位副廠長帶隊，另三位，正是導演李乾寬，編劇張笑天、張天民。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