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現在，生祠已經早就沒有對州縣官員的加以表彰規勸的作用。
本來為在地方留有美名的官員建立生祠，是地方對他們治理政策的認可，對他們的敬仰之情亦可以實現他們作為一名地方官的最高追求，也是對自己為官生涯的慰藉。甚至成為地方官員合法性乃至權力來源的追求。
正所謂亂世出英雄、盛世產庸吏，現在的大明，承平日久，清官良吏沒幾個，貪官污吏倒是不少。
他們不但貪財，還貪名。因為他們很清楚，良好的官聲對于他們今后的仕途生涯極為有用，他們為了往上爬可是不惜一切代價的。
在這種情況下，生祠已經成為官員政績的一部分。許多地方官員為了更好的遷轉、自身名譽的宣揚等，不論惠政與否，采取自建或請他人建、邀譽于民等方式，用生祠為自己此后的仕途作嫁衣。
趙文華說道：“殿下，陛下早已查知其中情弊，下詔禁止。”
嘉靖確實曾經下詔禁止生祠，嘉靖認為：近年以來，奸民阿奉鎮巡司、府、州、縣等官，不問賢否，暨立祠堂、去思碑亭，并私創庵院淫祠，其令巡按御史逐一查毀。
但是實際上嘉靖的詔書并沒有起到相應的作用，趙文華就說道：“殿下，凡近人所為去思碑與生祠者，我知之矣。或上之人邀譽于百姓，以掩蔽其劣跡；或下之人希其嫵仕，以求媚焉。以此相習為故事，故碑與祠往往不足重也。”
趙文華認為之前以生祠來判斷官員施政水平的辦法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請建生祠成為官員邀譽地方、地方諂媚權貴的政治工具，立生祠成了官場風尚，亦為社會習氣，生祠逐漸失去了其德澤在民的象征意義，所建生祠糜財累民，成為腐敗工程，反而對民生有礙。
趙文華的話，難得的得到了張居正等人的贊同。張居正從翰林院休假，四處游歷，對大明的州縣官吏還是比較了解的。
張居正說道：“邇來有司多結納奸猾耆老、虛名腐儒托之腹心，以揚虛譽。其奸猾無恥之徒，為獻諂茍利之術，為之鼓煽，裒斂財賂，為之橫豎生祠，逢迎取悅。無恥有司借是以盜名期世，竊取美官。奸險小人借是以籠絡有司，希圖財利。一人作俑，群奸效尤，如不重懲，何以教化。”
其實朝堂之上的袞袞諸公怎么會不知道這些事情呢？現在生祠遍地叢生，而且從祠祀分布密度來看，冒濫往往產生于有權、有力者。江南為人文之地，財富之區，有權力者較他郡為多，因而生祠冒濫。
朱載坖問道：“趙制軍既知此事，為何不以雷霆手段，禁絕此事。”
在朱載坖心里，趙文華作為鐵桿嚴黨，和徐階的清流還有東南士紳是勢不兩立的，有這種機會，趙文華怎么會輕易放過呢，這可不太符合趙文華這個嚴黨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