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在將張寅等人押解到京師來之后，為了證明清白，張寅的二十多位鄰里與友人不畏被謀反罪牽連的危險，從山西趕到北京為張寅伸冤。還沒等他們進北京城，戶科給事中常泰于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上《為捕逆賊以正國法以絕禍本事疏》。
常泰在奏疏中稱：又訪得李福達死黨二十余人，潛與大仁傳報消息，其間如魏慶、王玄、張公、吳保、張老人等廣攜財物，明住城外缸市李大仁屋內，朋同營救，輦轂之下豈賊黨縱橫之地！及照伊親薛濟、趙勝、楊拆等山西問擬供明，何冤可辯？乃令其家人薛奎、趙禮、賈文章扶同逆賊假稱分豁捏詞代辯，其情甚有可惡。
人家只是來為張寅作證的，常泰卻將這些人指為白蓮同黨，，這樣不但可以阻止他們為張寅伸冤，還得依謀反罪處死，這招甚為毒辣。
但是接連幾次三法司會審都不如嘉靖的意，而且各項證據實在是出入太大，刑部尚書顏頤壽等乃改擬張寅造妖言律，這使得嘉靖極為不滿，御批三法司：死刑大獄不可輕有出入，這起人犯，各官所問先后情詞不一，及著你每會問及多偏聽回護，不肯從公詳辨，謀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不見追出妖書下落，這等含糊不明，有礙發落，必得原問原勘官員俱來質證，方得明白，各犯且都牢固監著。李玨、江潮、李璋吏部便推相應官更替。巡撫、兵部各差千戶一員前去，待各官交代，守催來京，畢昭也行文取來，原問三司官同并委官楊琦等都著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送前來，馬錄既已交代，不見回京，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拿解來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請問理。
在三法司多次訊問，無法得出結論后，嘉靖終于憤怒了。他認為這是朝廷官員們沆瀣一氣，明里是打擊白蓮妖人，實則是借此機會攀咬郭勛，打擊大禮新貴。
在嘉靖的強大壓力下，原審此案的李玨、李璋、江潮等人抵京之后，于嘉靖六年八月初三日，仍會官廷訊，乃歸罪于薛良，言良原與張寅有隙，將李五妄作李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并無聚眾謀反，惑眾稱亂等情。
至此，方證得張寅并不是什么反賊李福達。至于被誣詳情，仍需進一步審訊。
嘉靖并不認可這個結果，繞了這么大的圈子，就為張寅平反就行了嗎？簡直是在逗萬壽帝君玩咯？
嘉靖當即下旨，將顏頤壽、劉玉、王啟、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并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等，同各犯俱下三法司，署印官用刑推究，又原問官具言馬錄主張，所主何意。
同時，為了防止舞弊，嘉靖令璁攝都察院、桂萼攝刑部、方獻夫攝大理寺，審理張寅案。經過一番審訊，對張寅家族譜系及其親屬關系理清后，又查得成化十八年山西黃冊內有李福達名字，彼時方七歲，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鉞謀反時，方十四歲，豈有謀反充軍山丹衛之說也，計今嘉靖六年李福達年五十二，今張寅年已六十七，發就種種矣，何得以張寅即李福達也？
須發盡白的張寅比崞縣李福達大出十五歲。并搜馬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與馬錄等人所勾連的官員也大多浮出水面，最終具得張寅被誣狀，使馬錄等締黨陷害張寅一家的罪行暴露無遺，張璁等對該案依法進行了判決。九月初七日，經世宗同意，后來，又將張寅案先后會問招稿集訂為一書，名《欽明大獄錄》頒布于世，以示刑罰之公。
此案，最后由嘉靖親自處理，處罰之重，不亞于左順門。
原告薛良判處死刑，為他作證的證人全部戍邊，張寅官復原職。馬錄陷人死罪但未得逞，判處徒刑。其他涉及此案被處理的各級官員有四十余人。
謫戍邊疆，終生不赦的五人：前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玨、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前山西副使改任大理少卿的文華；謫戍邊境衛所的七人：給事中劉琦、張逵、常泰，御史盧瓊、程啟充，刑部郎中劉仕及知州胡偉。
削職為民的十一人：左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鄭一鵬、沈漢、程輅，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郎中司馬相，評事杜鸞。
革職賦閑的十七人：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山西巡撫江潮，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大理少卿顧學，大理寺丞汪淵，太仆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僉都御史張潤，御史張英，南京御史潘杜、戚雄，由大理寺丞改任僉都御史的毛伯溫。
尚書、侍郎級的高官甚至比左順門之變牽連的更加多，成為嘉靖初年的大案之一。
所有本朝一旦涉及白蓮教，都是極為慎重的，即便像陸炳這樣極得嘉靖信任的臣子，也要非常小心謹慎，免得觸碰到嘉靖的逆鱗，遭到反噬。
所以陸炳建議道：“殿下，此案尚未審明查實，是否是白蓮妖人所為，尚無實證，殿下也不必先下定論，免得落人以把柄。”
雖然此案已經過去近三十年了，但是誰也不知道當年的舊案會不會被翻出來，這么多年以來，一直有官員想將此案翻過來，尤其是郭勛死后，更是是不是有言官上疏要求重審此案，以此反攻倒算大禮議。
對于言官們的小心思，嘉靖洞若觀火，誰敢翻此案，都會遭到嘉靖的嚴厲打擊。嘉靖已經將此案和大禮議聯系在一起了，所以在本朝，任何有關白蓮教的案子，都會引起嘉靖的高度警惕，就是怕有人借機翻案。
陸炳也是出于這個道理，所以才勸朱載坖先不要將此案往白蓮妖人上牽連，免得被嘉靖猜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