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們有些遲鈍，并沒有發現大明朝廷已經是漸漸的在變化了，朝廷對于地方，尤其是東南的控制加強，地方長官被豪強掣肘的事情是越來越少，朝廷的權威已經逐漸在東南樹立起來了。
同時三途并進的取士策略，使得大量的北方士子、吏員得以進入朝廷的官僚隊伍，改變了以往東南出身的官員在朝堂上占據優勢的地位，朱載坖個人的權威也很重要，現在大明的官員們對于朱載坖的個性已經算是有所了解了，朱載坖的殺伐果斷，遠勝于世宗皇帝。
而且在軍中頗有威望，對于軍隊、廠衛的控制，恐怕和太祖、成祖、世宗不相上下，要是和他玩硬的，是決計沒什么好下場的。
商人們還是依照老套路，想以重禮賄賂御史言官們，請他們為商人們說話，這也是他們之前的慣用套路了，這些御史言官們職小而權大，商人們之前以重禮賄賂，他們還是愿意幫商人們說話的，他們反正就是七品小官，根本不怕丟官罷職，之前用不了多久就能夠被起復，要是因此被庭杖，那就更是光宗耀祖，榮耀無比了，求之不得的好事。
但是現在這招顯然是不管用了，御史們根本不敢接受這些商人的賄賂，更不敢幫這些商人說話，很簡單，現在錦衣親軍在大明各省有駐有千戶所，他們的目的就是監視這些官員們，有受賄等不法事情，這些錦衣衛可是可以直接上奏京師的，朱載坖對于貪墨和太祖一樣都是采取的嚴懲的辦法。
更重要的是，庭杖現在的收益太低，風險太大了，之前的庭杖，雖然也有打死人的，但是畢竟不是多數，而現在的庭杖，可是打一個死一個，絕無幸免，而且一旦被庭杖，后面的后果是很嚴重的，不但是一打就死，更重要是本人削籍，還要連累家人，三代不能參加科舉和吏員的考選，這顯然就太不劃算了，言官們不敢再像之前一樣動輒挑釁皇帝，訕君賣直，對于這些商人的賄賂更是不敢接受了。
至于這些商人和士紳們擅長的煽動百姓，這次也沒有什么效果了，原因也很簡單，現在朝廷對于地方的控制加強，地方官府有了更加充足的人力，更多的吏員和巡檢司的差役弓手，現在的朝廷對于地方的控制能力遠非正德、嘉靖年間可以比的。
朱載坖的詔書剛剛下達，督師南京大學士殷士儋就以督師大學士的名義曉諭浙直各州縣正印和書院、學堂的教諭、訓導等人，要求他們向百姓、生員們解釋朝廷政策，告誡他們不要以身試法，要是敢于抗旨甚至是煽動百姓、生員鬧事的，朝廷定會嚴懲、決不輕饒，不僅自己受罰，還要禍及子孫，切莫自誤。
同時駐扎在浙直等處的官軍也開始密集的操演訓練起來，枕戈待旦，嚴防作亂，在這種情況之下，東南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朱載坖也將杜太后和李皇后奉請到南京來。
朱載坖到南京來，當然不是為了加點稅就了事了，對于東南的金融行業，朱載坖早就有加以控制的心思，這里是大明最繁華的地區，要是不加以管理不僅會使得朝廷損失巨額的稅收，還會使得大明存在金融風險，朱載坖認為必須加以管理。
事實上戶部尚書劉體乾，少府卿將提督銀行事務大臣張守直已經多次向朱載坖上書要求對于民間的錢莊票號加以管理，不能允許他們隨意經營了。
朱載坖認為他們的建議是十分中肯的，朱載坖之前就已經命令張守直等人制定相關的條款，用于對這些錢莊、票號等類似于銀行的民間組織予以管理。
按照他們制定的則例，對于錢莊票號的管理，第一是限制其放貸利息，不允許他們通過高利貸盤剝百姓，根據張守直等人的商議，認為錢莊、票號放貸的年利率不得超過五分，違者可以到提督銀行衙門舉報，由提督銀行衙門對這些票號進行處罰。
第二是對于票號的征稅，對票號的征稅主要包括兩個部分，在向朝廷申請新設錢莊票號或者開設新的分店時，要向朝廷繳納一筆銀子，以領取執照，另外就是每年按照其規模的大小，征收定額的稅收。
第三就是給這些票號劃定紅線，不準發行銀票等帶有貨幣性質的東西，錢莊、票號所發行的匯票僅能用于異地支取銀錢等用途，不準融毀朝廷發行的銀錢、制錢等，一經發現立即取消其資格，錢莊、票號所收取的民間雜色銀兩，必須按期繳納朝廷，兌換銀錢，不準私自留存，或者仍然使用銀兩交易，違者立即取消其資格并且沒收資本。
第四就是朝廷在南京、蘇州、揚州、淮安、松江、杭州等經濟發達的城市和各省會設立少府監和提督銀行事務衙門的分司，負責監督這些錢莊、票號，各處的錢莊票號必須向所在地的少府監分司報備并且繳納稅銀，領取執照方可開業，凡是沒有執照，私自營業的錢莊、票號，少府監會同駐地錦衣親軍予以抄沒。
同時，根據張守直的建議，朱載坖在提督海關關稅衙門下設官銀號，負責海外來的銀兩熔鑄提純，同時百姓可以持自己的手中的雜色銀兩直接到朝廷的官銀號兌換銀錢或著制錢，不收取火耗，同時地方各級官府在征收賦稅的時候，凡是折色賦稅均可以使用銀錢或制錢繳納，各級官府不準拒收或者加征火耗，違者嚴懲，一經舉報屬實，州縣正印當即罷官，永不敘用，涉事胥吏充軍極邊，遇赦不赦。
在朱載坖和朝廷的嚴令之下，銀錢在東南的市場上開始推廣使用，但是一些大商人仍舊拒絕使用朝廷的銀錢，甚至準備以罷市來對抗朝廷的政策，朱載坖當然不會容忍這些商賈威脅自己，朱載坖當即在南京召見浙直的方面大臣，商討對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