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管是朱載坖還是在場的重臣們都很清楚，這種私下里對于皇帝的詆毀，在大明文人的文集中是十分常見的，太祖、成祖時他們是絕對不敢的，太祖、成祖是何等樣的皇帝，他們都很清楚，敢暗地里詆毀他們，你的九族是賒來的嗎？
而后代的皇帝，就很難像太祖成祖一樣大開殺戒了，畢竟皇帝們還要依靠這些文官們治理國家，即便是嘉靖，也不會大開殺戒，尤其是大量的族誅，這是這么多年以來大明皇帝和這些文臣們達成的一個默契。
不過朱載坖認為，這種默契顯然不是什么時候都能存在的，對于一般的犯忌諱，朱載坖可以予以從輕處罰，但是干犯帝統，甚至是想借此機會為建文君臣翻案的，這已經觸及了朱載坖的底線了。
事實上，現在正是正是由于各種稗官野史的盛行，使得民間對于皇家的敬畏感喪失，這些文人，將大明的皇帝當成可以任意抹黑的對象，這是朱載坖決不能容忍的，他們將成祖、世宗說成剛愎自用，嗜殺殘暴的昏君，對建文君臣倒是寄予無限同情。
而王祖嫡這個倒霉蛋，居然看不清形勢，敢在這個風頭上直接上疏朱載坖，要求恢復建文年號，朱載坖要是不把他給狠狠的收拾一下的話，恐怕今天晚上朱老四就得托夢給朱載坖了。
朱載坖當即說道：“似王祖嫡這般大逆不道之言，如不重處，朕以何面目見成祖？”
朱載坖將三法司所擬的東西拿出來說道：“似這等大逆不道之言，放在太祖、成祖朝，九族不保，朕只誅戮一人，已經是寬恩了！”
朱載坖的態度是很明確的，一定要嚴懲王祖嫡，不僅僅是嚴懲王祖嫡本人，對于上疏為其辯護，申救王祖嫡的，朱載坖也要嚴懲，朱載坖就是要通過此案，讓這些臣子們清楚，把自己的嘴管管好，否則的話，朱載坖不介意讓廠衛給他們長長記性。
朱載坖當即命令，將王祖嫡大辟棄市，三族流放緬甸，處理王祖嫡，這其實已經在重臣們的預料之中的，但是怎么處理上疏申救王祖嫡的官員，這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因此殺人，顯然是不現實的，但是僅僅是貶謫等，朱載坖顯然也不能接受，他們之所以上疏申救王祖嫡，實際上是在內心其實是認同王祖嫡的說法的，只不過沒有表露出來罷了，就他們這種行為，放在太、成祖朝，早就讓他們三族團聚了，但是朱載坖畢竟不是太祖、成祖，不可能這樣去殺戮臣子，不過讓朱載坖就這么將他們輕輕放過，顯然是不可能的。
到底應該怎么處理他們，其實朱載坖還是費了一番功夫的，重臣們所建議的罷官、奪職甚至流放在朱載坖看來都是自罰三杯罷了，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加以誅戮又不太現實，所以朱載坖為此還是很傷腦筋的。
最后司禮監馮保向朱載坖提了一個建議，就是恢復兩宋時的編管制度，專門用于收拾這樣的臣子。所謂編管，按照宋刑統的說法，就是不文面而流者，謂之編管。
看起來編管的懲罰是不重的，比之流刑尚輕，又沒有肉刑的痛苦，看似是一種相對比較輕的懲罰方式，至少比之庭杖要體面多了，按照宋刑統的規定，編管就是一種收編罪犯戶籍，限制其自由，并加以管束的方法，被編管的官員會被剝奪官身和功名，押送到邊遠地區，并安排一定的官兵加以看管，約束其行動。
想當年蘇東坡就因為烏臺詩案被編管。編管對于官員們殺傷力最大的就是除名勒停，在編管期間，被編管人的政治權力相當于是被基本剝奪的，雖然看似被編管的犯官比之一般的罪犯要好些，但是實際上被編管人是要受到各級官府的嚴厲監視的。
第一個就是押送，按照宋代規定，被編管的犯官押送程序是十分嚴格的，押送編管人有嚴格的規定，罪狀、隨行家屬財物、住所要詳細記錄于牒便于檢查，到達一個地方要立即上報所在地的提點刑獄司審查，到達了所隸屬的州縣，要回報原來斷案的官司。
被編管的犯官要受到地方官府和朝廷的時刻監視，不準離開所規定的地方，州縣每十日要查看被編管的犯官行蹤，提點刑獄司每月都要將轄區內所有被編管犯官的情況匯總，每三月向政事堂奏報。
同時，編管人一般被要求住在編管當地府衙的廂房之中，即鎖閉廂房，除非有官員為之擔保的情況下，才能夠在編管當地租房居住，但是任然要受到嚴厲的監督。
由于被編管的犯官的特殊性，仍然給予他們上疏言事的權力，編管犯官可以在特殊的情況下上書言事，但是要由官府詳細審核，如果所言可以采用且沒有摻雜其他內容的話，可以由地方官員附帶上奏，不能由編管人自己密封上書或者派人進狀。刑統規定若有官員作保，編管犯官可以與他人有一定的交往，但是不可以交往過密。
而且被編管的犯官所有文字、交往等都要被負責監管編管犯官的官府加以記錄，然后送政事堂由宰執們審閱，朝廷對于這些編管犯官的監督是極為嚴格的。
朱載坖最重視的就是這點，這些官員們不是喜歡做些酸文爛詩嗎？朱載坖就要將他們嚴厲監視起來，不準他們四處交游，對他們的書信全部予以監視，要是他們敢于再有怨望之意，朱載坖就有進一步收拾他們的理由了。
所以朱載坖覺得，恢復編管，專門用來收拾這些犯官是很合適的。
而且宋代的一個規定朱載坖很喜歡，就是編管以上，則必除名勒停，謂無官也，也就是說，只要不解除編管，就永遠無法起復，這使得大明文官們一貫用來對抗皇帝的朦朧推升就沒有用武之地了，朱載坖可以通過控制編管的赦免來收拾這些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