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對于官俸的增加，主要是針對中低級官員和吏員的，朱載坖認為，應當按照職務、地方物價的不同，給這些官員們適當增加官俸，以保障官員們的生活，比如東南，物價較高，經濟發達，肯定是要增發相對比較多的官俸的，而對于這些吏員，也是要增加俸祿，保障他們的生活。
對于官吏，都要建立年資制度，使得這些官吏們的俸祿能夠按照其年資有所增加，即便是品級不增加，也可以增加俸祿，保證這些官吏為朝廷效勞一生之后，最后還是有比較高的一筆收入，朱載坖很清楚，自己畢竟是靠官吏們治理大明的，適當的增加官吏的俸祿，也是能夠抑制貪墨的行為。
除此之外，還要設立獎金制度，朱載坖認為僅僅是固定的官俸很容易使得官吏們懈怠，對于這些官員們，要實行獎勵官俸，激勵官員們干活，完成朝廷考成的，要給予一等獎金，所轄州縣沒有貪墨、民變等情況發生的，也可以給予一等獎金，對于轄區賦稅大幅度增加的，不僅要予以考績優良，也要對整個轄區內的官吏們增發一等獎金。
朱載坖很清楚，對于州縣正印們來說，他們更加關注的當然是吏部的考績，因為對他他們來說，考績就關系著他們的前途，但是對于實惠的。
除此之外，對于在京的官吏，也要增發官俸和獎金，由于京師物價相對較貴，朱載坖認為主要是采取實物補貼的方式，為這些官員們發放布匹、絹帛，增加餐費的形式，改善官員們的生活條件，對于京官來說，最為重要的就是就是住房問題了，絕大部分的京官都在京師是買不起房屋的，這點朱載坖是很清楚的，尤其是科道、翰林院和六部司官，他們品級不高，官俸微薄，要想在京師買房子是不太現實的。
所以朱載坖準備解決這個問題，畢竟外官有衙署可以居住，這些低級京官們的住房問題確實應該予以解決，以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對于這個問題，朱載坖再次召集閣部重臣們商量此事，解決官舍的問題，朝廷的高級官員是有宅邸可住的，但是低級官員們怎么辦？尤其是那些剛剛步入仕途的官員，若是他們出身于張四維、汪道昆這種豪商之家，當然也就無所謂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官員是很難維持生計的。
對于朱載坖所提出來的這個問題，重臣們也是提出了解決方案，就是按照唐宋的辦法，修建官舍，給這些官員們居住，其實低級官員們生計艱難，并非只有大明一朝，其實在唐宋時期，低級官員，尤其是低級京官的住房問題，就是一個很讓當時的朝廷頭疼的事情。
北宋的東京汴梁，人口繁盛，物價高漲，由于京城地方有限，而且各種機構集于其中，官員眾多。因此相比于地方，在京官員就很多都沒官廨居住了，就連宰執都無官廨可居，在東京開封府，“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
徽宗時的御史中丞翁彥國說過一句話：“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京城的房子很貴，一般官員是買不起的。
連御史中丞這樣的宰執重臣都無力在東京購買房屋，遑論其他的低級官吏了，大多數京官都是租房過日子。蘇軾的弟弟蘇轍曾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曾經作詩自嘲“我生發半白，四海無尺椽”可以看出其一生都在出租房里度過，到老也沒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在這里并不只是因為蘇轍官職低買不起房子，比他職位高的人同樣也買不起房子。歐陽修曾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依然寫出“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東家欲遷去，余積尚可捐”的詩句，說明作為這一級別的官員同樣也只能租房住。宰相寇準為官四十年，被稱為“無地起樓臺”的宰相，依然終生四處租房借居。
所以在兩宋，這個問題就已經是非常嚴重了，兩宋的官吏們主要是通過樓店務租賃朝廷的房屋居住，盡管有各種的不方便，但是還算是能夠解決問題，大明也沒有樓店務，官員們的住房問題只能靠自己解決，所以低級京官的日子相對不好過也是正常的。
張居正等人建議，效仿兩宋的樓店務由朝廷建設房屋低價租賃給這些低級京官們居住，以保障他們的生活，朱載坖同意了張居正等人的建議，命令工部和內廷一道，清理現在朝廷所掌握的房屋以及土地，按照品級低價租賃給這些京官們居住，主要就是保證這些低級京官們能夠有一個棲身之所，也算朝廷的一點福利吧。
朱載坖大幅度的提高了官吏的待遇，對于大明的官吏來說自然是振奮人心的事情，雖然有一些官員還以什么祖制為由上疏反對，但是朱載坖認為自己并沒有改變大明祖制中的官俸，增加的也都是職務津貼，并不算對于祖制的違反。
不過相應的，朱載坖也對于貪墨、瀆職等行為嚴厲懲罰，朱載坖命令刑部將所有的貪墨、瀆職、枉法等行為都劃入真犯死罪中來，同時凡是貪墨、瀆職、枉法等職務犯罪，一律不能贖刑，一經查實，照大明律嚴懲，科道官員貪墨和法司官員枉法的，加三等懲處，同時予以株連，三代不得參加科舉、吏員考選等事，追贓不回者，加二等嚴懲。
對于官吏的貪墨行為，朱載坖也要加強懲處，尤其是吏員的貪墨行為，是朱載坖最深惡痛絕的，朱載坖特地下達命令，吏員貪墨、瀆職、枉法等，比照官員加三等懲處，吏員貪墨至五十元，即處斬，不準贖刑，決不待時，大理寺復審之后直接送朱載坖處勾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