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于這個問題，張四維和申時行認為是否不要大張旗鼓的進行，因為他們兩人擔心的是，朝廷一旦公開對于工商業征稅的事情，必然不勝煩擾，從地方到朝廷，都會因此受到影響，很多人對于朝廷的一些政策其實是持反對意見的，一旦朝廷公開討論此事，他們必然會跳出來借機供給朝廷，這點是閣臣們所擔心的。
朱載坖則是表示無妨，朱載坖就是要看看有哪些人跳出來，他們不跳出來，朱載坖的怎么好收拾他們呢？朱載坖并不擔心他們跳出，甚至朱載坖就是要看看哪些人跳出來，所以朱載坖才選擇議明發上諭的形式要求對于工商業制定完整的榷稅制度，朱載坖很清楚，這詔書一下，肯定會在大明立即引起極大的反響。
在這些年以來，整個大明最來錢的生意是什么？莫過于開工場了，不管是紡織、瓷器還是其他的工場，都是可以獲得重利的，這點朱載坖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朱載坖特地以明發上諭的形勢下達對于工商業的榷稅討論，就是要看看這些人對于朝廷榷稅的看法。
也正如閣臣們所預料的那樣，在朱載坖的上諭下達之后，反響是十分強烈的，各地、各級的官員們紛紛上疏，陳述自己對于工商業榷稅的看法，官員們看法五花八門，不過朱載坖還是從中看出了一些端倪。
在討論這些榷稅制度的奏疏中，地方官員們的奏疏是很多的，地方官員們主要是認為工商榷稅應該更多的留在地方，這也是很多地方官員們的想法，因為在朱載坖實施的新政措施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增加地方官吏數量，以強化朝廷對于地方的管理，在朱載坖執政的這二十多年以來，朝廷的流內官增加了四成，而經制吏員增加了不止十倍，在朱載坖的命令下，朝廷不允許有所謂的白身吏員存在，衙門中的所有官吏都是吃皇糧的。
這就導致官吏俸祿開支浩大，而地方的賦稅大頭又要上繳朝廷，海關、鹽稅、鈔關等賦稅則完全為朝廷所有，地方官員們認為，朝廷的財權過重，地方的財政困難已經是很普遍的事情了，地方所能夠支配的財政其實是非常少的，而朝廷對于地方的考成確實越來越嚴了，不僅僅是賦稅的征繳，倉儲的完備，還有交通、工商、道路、地方安定等各種項目的考核，對于地方官員來說，錢糧確實是不夠用。
而且朝廷嚴厲禁止隨意加征，對于額外加征的地方官員，一律予以嚴懲，地方能夠來錢的路子確實是不多，這就導致地方官府的很多工作很難開展，地方官府無法正常運轉，對于這個問題，地方官們舉出了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嘉靖三十五年，蘇州府吳縣征銀.2兩，而實際用于本縣的祭銀135.7兩，整修衙門300兩，惠民藥材銀2兩。
這就是非常之離譜了，雖然這是在朱載坖進行改革之前的事情，但是也是非常驚悚的，朝廷的官府真正用于百姓的，就是二兩銀子的所謂惠民藥材銀，至于是否真的用于購買了惠民藥材，還尚且不能知道，所以說地方官員們紛紛上疏，要求增加地方的財權，增加地方官府的收入，以保證地方官府能夠正常運政和完成朝廷所賦予的各項職能。
地方官員們在上疏中總結了現在地方的情況，第一，由于地方官府財政的空虛，官府為了增加收入，往往會增設許多額外的稅項，導致地方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第二,由于地方財政不足，官員的俸祿十分微薄，很多官員變本加厲地魚肉百姓；第三，有限的地方財政在承擔了軍餉、官員俸祿之后往往已經所剩無幾，對于本地區公共事務的建設有心無力，很多地區都是依靠本地鄉紳捐款或者籌集資金來維修道路、渡口、橋梁等基礎設施，而當遇到較大的自然災害時，往往只能依靠朝廷的撥款，朝廷所要求的荒政、賑濟等難以實施。
同時對于現在商稅的實施，地方官員也確實提出了一些問題，由于商稅的設置過于繁重，加上實施過程中又有不少官員趁機漁利，商稅的征收變得極為混亂，朝廷和商人都沒有從中獲利。
以商稅的主要來源，鈔關關稅來說，官員們在奏疏中說道：“國家置立鈔關，仿古征商之法，下不病商，上籍裕國，內供賞功，外援邊疆。今商稅今榷政幾遍天下，而朝廷設關東南至北新，西南至九江止矣，其他江西有湖口之稅，湖口上接荊吳，下通兩廣，凡商貨出南雄過贑州始抵湖口，處處有稅，至蕪湖，而分入京省矣。”
雖然朝廷制定了詳細的鈔關關稅的稅率，但是在實際征收過程中，近年各路關津貨物經由處所，擅立牙行抽稅，罔利病民，而且朝廷并沒有收到相應的稅款，據地方官員們的奏報：“夫一鈔關所入曾不足以當一下邑之賦，上之搜括愈嚴而愈密，下之規避愈巧而愈多。”
這些問題都是確實存在的，還有就是對于工場的征稅，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在大明的京畿發達地區，各種工場林立，他們獲得巨大的利潤，但是并沒有向朝廷繳納足夠的賦稅，確實是應當征收的，但是地方官員們認為，應該在這次的賦稅調整當中，增加地方的財權，使得地方官府能夠正常履行職能。
刑部尚書王世貞則是上疏稱：“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七雄之世，關梁咫尺而外皆敵壘，而賈客闌入其間，勢不得不嚴其譏。至漢而用益侈，農益以不給，而商益以富，于是益峻征之。我高皇帝以恭儉享天下，稍衷其平，故于關不能無征，而能無苛征。然而司征者顧不能畫一，其法大較寬則利商而病國，刻則利國而病商，而稍以己與之，則國與商俱病，而私橐巍然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