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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熱月黨人的國民公會，以及隨后的督政-府時期，由激進左派或是雅各賓派策動的三次有影響力的起義，包括1795年4月的芽月起義，當年5月的牧月起義，以及1796年5月的平等派起義。
這其中，只有牧月起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雅各賓派（山岳黨人）一次大反攻，也是最后一次的反攻。
那是這場起義不僅涉及了原救國委員會成員巴雷爾、比約-瓦倫與科洛-德布瓦，治安委員會的瓦迪埃、阿馬爾等人，以及國民公會中的六位左派議員迪盧瓦、羅姆、古戎、迪科努瓦等人。
基于此，安德魯并不打算像對付平等派那般，進行先發制人，而是打算借助左派（山岳派）的這場起義或是暴亂，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不給予即將在月底離職的卡爾諾，任何東山再起的機會，以及鞏固與加強安德魯本人在救國委員會的領導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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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的“芽月起義”，不過是巴黎市民自發的一場游-行示-威，目的只是向國民公會的代表們討要“廉價面包”，至于恢復“一七九三年憲法”的主張，這不過是民眾們隨便說說的一句口號罷了。
盡管示-威者一度沖進了國民公會，但整個過程中并沒有暴力發生。示威者很是順從的聽信了國民公會熱月黨人的各種承諾，繼而主動的離開了國民公會大廳與杜伊勒里宮。
“芽月起義”后，國民公會信守承諾也沒打算繼續追究此事，只是將鼓動起義的幾個雅各賓派分子關押起來。
而如今，在安德魯推動的糧食補助方案下，“芽月起義”的基礎，廉價面包的問題，已經得到了基本解決。
那是在巴黎周邊，由共和國士兵嚴密把守的12座大谷物倉庫里，存放著能夠滿足60萬巴黎市民在六個月的安全口糧。
在安德魯擔當救國委員會委員的當天，他站在國民公會大廳的講演臺上，鄭重其事的向700多位國會代表，以及60萬巴黎市民，做出如下保證：
每塊重4磅的棕色面包（又稱黑面包）的售價，將控制在8到12蘇之間。折合每磅2到3蘇。而且是從上午7點，到下午5點供應給攜帶有面包證的共和國市民。
在1795年初的巴黎，一個普通體力勞動者，如貨物搬運者、建筑工，他們的每天平均收入為20到30蘇（折合1到1.5里弗爾銀幣）；
如果是銅匠、鞋匠、印刷工、馬車夫之類的熟練手藝人，大概能拿40-60蘇（約2到3里弗爾銀幣）。
所以，在扣除必須繳納的房租，購買日常的蠟燭、葡萄酒、食用油脂、蔬菜、衣物、燃料之外，面包就成為普通家庭的主要開銷項目，約占30%到50%左右。
于是，安德魯以借口要“保證面包供應量和控制面包價格”為由，成功將經濟委員會納入到救國委員會的管理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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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1794年11月16日，瓦烏雷茨基在拉多什茨向俄普聯軍投降，這標志著波蘭大起義的結束和波蘭政權的摧毀。
盡管奧地利、俄羅斯與普魯士就如何吞并波蘭的全部土地，依然在討價還價，尚未達成最后的協議文本。但在普魯士占領下的波蘭西部與馬佐夫舍省，已經迅速從戰亂中恢復過來，
此刻，波蘭的大莊園主們也開始向西歐各國，尤其是法國兜售自家倉庫里的大量糧食。不久，中德意志諸侯們輸往法國的小麥價格就猛然下降了15%，肉類價格降低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