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宣言》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創作了出來，它的作者奧蘭浦說過一句名言：“如果婦女有上斷頭臺的權利，那么她們也應該有上政壇的權利。
但是法國的雅各賓派并沒有給她相應的權利，只是送她上了斷頭臺，國民議會之后也把婦女逐出了公會席位。德·古日作為婦女權利的支持者，在她被處以極刑兩周后，巴黎公社檢察長皮埃爾·肖梅特發表演說，打壓仍對爭取權利抱有希望的婦女：
“從什么時候起允許婦女放棄她們的性別變成男人？從什么時候起習慣了看到婦女拋棄了對家庭和子女的精心照料，來到公共場所，來到演講臺，來到議會，來到我們的軍隊中間，履行天性只分派給男人的權利？
……
（你們）要記住這個‘潑婦’……這個無恥的德·古日……她不去承擔自己的家庭責任，并且妄想參與政治事務，還犯下如此罪行。她的這些不道德的所作所為，已經被法律復仇的火焰所吞噬，你們難道還想要效仿她嗎？不，當你們做回婦女天生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你們一定會覺得那才是你們值得做的事情。”
從雅各賓派的“三巨頭”時代，到安德魯的熱月政-府與督政-府，不停有政要官員站出來，嚴厲批評和謾罵所謂的“婦女平權主義”，在他們看來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就像是潑婦在街上亂逛，受到制裁都是罪有應得。
各種派別的政治家也表達不能理解和支持婦女運動。比如說，溫和派的領袖，督政-府的第四執政官康巴塞雷斯，在他編撰與修訂中的《民法典》中，就確立了丈夫具有“一家之長”的身份，是絕對的權威。
女性運動的之所以失敗，首先是女性沒有取得自己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其次她們在經濟上也缺乏自主權，家庭財產都是由丈夫管理，妻子對于財產的任何行為都需要得到丈夫的許可，但是丈夫在支配財產的時候并不用得到妻子的許可，甚至是妻子的工資，都必須由丈夫管理……
這一過程中，安德魯一如既往的保持著“政治正確的道路”，堅持社會主流的道德觀，而不會標新立異。他拒絕公開談及任何有關女性運動的話題，卻始終堅持慈善救濟的主體，必須是老弱婦孺。
此外，安德魯重新將法蘭西的陰性詞，賦予了“母親”的角色。在熱-月政府期間，尤其是1795年，他正式進入救國委員會成為法蘭西執政官的時候，“法蘭西母親”一詞，在各種政-府的宣傳公文中，正逐漸等同于“法蘭西祖國”。
由此，熱月政-府與督政-府都先后加大了對處于貧困母親（女性）的幫扶力度，包括從成人到嬰幼兒的食物配給與醫藥救助等等。但絕不會涉及所謂的“婦女追求平等權利的運動”。
但在另一方面，安德魯促使康巴塞雷斯編撰的《民法典》中，將女性不得主動提出離婚的條款，重新整修為：丈夫若存在有危及家庭成員生命并造成嚴重傷害的暴力行為，或是長達12個月時間內拒不履行家庭撫養義務，女方可以向民事法院提出離婚申請。
此外，未來的《民法典》還大幅度調整了丈夫對妻子陪嫁品與婚前財產擁有絕對的支配權之規定，最終確定為夫妻雙方擁有共同的支配權。但僅限于妻子的婚前財產。
還有一點，《民法典》刪除了“女人想要穿褲子（套褲），必須要到當地警察局申請許可證”的不合理條例，修正為“女性的穿著只要不影響禮儀觀瞻與社會風俗，可以不做限制”。
上述這些對婦女的保護措施，已經是穿越者能夠做到的極限了。即便是安德魯已成為法蘭西的獨-裁統治者，但他也必須依照社會約定成俗的規則行事，不能隨意引發公眾的強烈反感。
事實上，為了促使女性的離婚權和財產支配權得到公眾的理解，安德魯授意巴黎警察局向中立派報社，曝光了諸多家庭暴力傷人，以及丈夫侵吞妻子財產而導致家庭悲劇的案件。
在成功引發了公眾憤怒與關注的前提下，督政-府的司法機構在各種抗議聲中，這才“頗為勉強”的主動修改了即將頒布的《民法典》的某些條款章節，加強了對婦女權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