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奧地利兵團撤離了克拉科夫，臨時首都再度被波軍光復后，曾經的波蘭王宮，主體建筑一直都保存完好的瓦維爾城堡，隨即成為了波蘭臨時政-府的駐地，以及最高軍事統帥部。
就在一群波蘭軍隊的戰斗英雄，聚集于中心廣場的咖啡館里面自吹自擂的時候，身為波蘭執政官的巴爾斯伯爵，正在瓦維爾城堡處理一件比較棘手的外交事務。
那是3天前，普魯士設置在波茲南地區的殖民地當局，向波蘭的臨時克拉科夫政-府，發來了一份措辭嚴厲的抗議信。
那是少數出生在“大波蘭”地區的波蘭士兵，不顧統帥部的三令五申，居然偷偷離開軍隊，從如今的波蘭光復區，私自潛回波茲南一帶，繼而煽動當地市民搞暴動，推翻普魯士人的殖民統治。
士兵們的這種行為，從軍紀的角度來看，抓回來后，上軍事法庭，判決槍斃都可以。然而從民族情緒而言，逃兵們的所作所為，也是為了波蘭的統一。
“哎，只是該死的時機不同！”巴爾斯在內心哀嘆一聲。
當下他能做的，只是在普魯士的抗議書下批注一行字，然后交給外事部門前去交涉，希望普魯士方面能改判那5名波蘭士兵的死刑為流放或監禁，并交給波蘭臨時政-府繼續懲處。
在返回波蘭之前，安德魯就告誡過包括巴爾斯、東布羅夫斯基在內的所有波蘭領導人，必須嚴格依照他親自擬定的“光復波蘭時間進程表”來行事。絕對不能打亂法國的戰略部署。
私下的，安德魯給自己最忠誠的波蘭朋友，巴爾斯伯爵說了兩個重要具體時間，那就是1798年之前，絕對不能公開得罪普魯士王國；而在1801年之前，絕對不能與俄羅斯帝國兵戎相見。
盡管巴爾斯不知道那兩個時間點存在有什么重大含義，但他還是毫無保留的接受了安德魯的主張。
至少在目前，波蘭的外部局勢還非常順利，普魯士除了向克拉科夫發出外交抗議函外，事后也僅僅派出一支3千人的軍隊，在波普邊境一帶，進行了為期半天的軍事演習，小小的恐嚇了一把。
而在圣彼得堡那邊，似乎絲毫不介意這一場波蘭民族獨立戰爭。那些來自俄國的軍事觀察員，一直待在盧布林和熱舒夫這兩座城市。每天不是喝高烈度的伏特加，就是拉著兩個大屁股的女人睡覺。
上述情況，比起1794年的科希什丘科大起義時期，俄羅斯、普魯士與奧地利三國合力圍剿波蘭一國的惡劣外部環境，要好得多。
也難怪安德魯從不待見科希什丘科，盡管法蘭西執政官從不否認后者是一名偉大的波蘭愛國者，但他卻斥責對方滿腦子里裝得都是不合時宜的玩意，一個不懂得政治、外交與妥協的軍事統帥。
在對待持不同政見者的問題上，安德魯的手段一貫是堅決果斷，不留隱患。而科希什丘科卻是在內部實施一味的包容，以至于1794年的戰爭后期，空有20多萬軍隊的波蘭，卻因為缺乏統一指揮，而陷入各自為戰的局面，最終導致分崩離析。
因此，在巴爾斯等人決定回國再度發動大起義之前，安德魯就命令隱藏在克拉科夫的間諜馬丁內茲，借助奧地利軍警部門，大肆圍捕、流放與充軍，一切拒絕承認波蘭自由軍團領導地位的愛國組織與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