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勝利之后，安德魯會習慣性讓麾下的眾多筆桿子（秘書處），對他本人，以及由他親自挖掘、重點培養的優秀指揮官，進行大肆吹捧。
然而這次不同，法蘭西第一執政官竭力贊頌的，是1789年開啟的法國大革-命。當然，上述的改變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安德魯出于眾多政治目的的一種考慮。
一方面，在柏林已被法軍占領，1798年6月的普法戰爭即將勝利之際。在法國國內，尤其是在議會下院（即五百人院）里，出現了一些所謂的和平與反戰言論。
一些“受人蒙蔽”的年輕國會議員，對于安德魯麾下那數十萬法軍惟命是從，咄咄逼人的架勢，感到十分擔憂，擔心執政官命令他的士兵調轉槍口，回到巴黎“稱孤道寡”，繼而問鼎法蘭西皇帝的寶座。
出乎意料的，五百人院居然僅僅“一讀”，就順利過了這份呼吁和平的政治聲明，希望“意大利與德意志的征服者”能夠保持足夠的理智和節制，因為“是到了放下染滿血跡的屠刀，而換來全歐洲和平的時候了”。
盡管這一份來自五百人院的聲明，對于安德魯與執政-府沒有任何約束力，而且也沒能獲得元老院（議會上院）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支持，但依然令遠征在外的安德魯很是惱火。
這是他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好幾個議會下院議員，竟然放棄了原本的政治立場，主動附和了那些君主主義者的倡議。
反倒是那些左派議員，主要是新山岳黨人，對于安德魯在歐洲的實力擴張很感興趣。這些人的要求，就是希望充當“革-命的傳教士”，要求第一執政官能夠善待被征服地區的雅各賓派，而不是將他們視為破壞分子，肆意抓捕。
對此，安德魯當即給警務部長德馬雷發去了一份密函，要求政治部警察密切關注那些大談和平的議員，暗地收集他們及家眷的罪證。
對于那些冥頑不明的家伙，在必要的時候，安德魯可以授權政治部警察進行栽贓嫁禍，構造一些反對派勾結流亡保王黨、英國間諜、普魯士奸細與俄國奸細，通敵賣國的罪證。
等到安德魯凱旋返回巴黎的時候，他會讓這些“二五仔”全都打發回家。其中幾個跳得最歡的刺頭，還會享受到一次牢獄之災，甚至是滅頂之災。
安德魯在法國國內的政治理念，簡單、清晰、明確，就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堅持走偏向保守的中間道路，防范那些會對國內生產、居民生活、社會穩定等，造成重大影響的路線方針……
另一方面，安德魯是在為即將開啟的對俄戰爭做好準備。盡管法國執政官希望將對俄戰爭，在官方文件上限定為“一場軍事沖突”，但輿論與宣傳方面，他必須做好進行全面戰爭的準備。
基于此，需要面向士兵與民眾，宣傳這種共和國政體上的巨大優越感，再施加一些煽動性的號召力，鼓勵法國的四千萬民眾，繼續支持代表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與自由歐洲的新敵人，那個野蠻、落后、專-制，農奴制橫行的俄羅斯帝國的“正義戰爭”。
在6月24日，就是柏林正式向法軍投降的那一天，安德魯這才收到了來自芬蘭灣的軍情匯報：烏沙科夫艦隊突入維堡灣，整個維堡防線隨即土崩瓦解，俄軍長驅直入，已占領赫爾辛基……
盡管俄瑞兩國簽署《斯德哥爾摩和約》的消息，還沒傳達到安德魯這里，但他已經清楚，瑞典失去芬蘭已不可避免，這意味著，俄國干涉軍也將在不久出現在普魯士土地上。
當然也有好消息，那是大部分，至少是生活在內陸的芬蘭人，還不打算臣服于俄國人。在軍情局的幫助下，這些森林里的優秀獵人從瑞典軍隊的倉庫里面，獲得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新式武器，以及大量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