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真正的詩人在森林里或高山上才感到自由自在，而不是在平平整整的花壇之中；
一個哲學家，唯有當他的才能不受政治條例，或警察規章的束縛時，觀察事物能最透徹，才能做出最富有啟發性的推理；
一個史學家，如果只能考據和記載的事實，而不能闡明其意義時，就活像一只病雞，無可奈何地拍著它無力的翅膀……
毫無疑問，法國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掙扎著，它的活力日見衰竭。
法國的詩人們，已經被思想的斷頭臺弄得七零八落了，只能終日里干巴巴的唱著贊美詩，哼著內容空洞無物的調子，他們再也無法產生扣人心弦的抒情詩。同樣的，法國的哲學也隨之沉默了……”
但在另一方面，在安德魯院士的關照下，法蘭西的數學、物理、化學、醫藥、生物等其他應用科學領域，有了各種突飛猛進的大發展，其光彩奪目的輝煌成就，還將繼續照耀下一個的新世紀。
數十年后，法國著名的哲學家與經濟學家，查爾斯·傅立葉在其晚年，在一篇頗具爭議的《法蘭西文學史》的序言中，漫不經心的評述了安德魯-弗蘭克統治法國與歐洲的時期。
他說：“在那個時候，公眾依然會對這種評論會感到興趣的，畢竟他們會各有偏愛。但這不關緊要，因為所有人的注意力將集中在這些有趣的辯論上。
他們可能會談論文學和詩歌，也許鑒賞能力將會由此提高，而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因為從這里也許會出現詩人和語法家。
于是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安德魯將法蘭西從分裂和混亂中拯救了出來，在他的領導下轄，法國的軍旗飄揚到米蘭、都靈、維也納、華沙、柏林、里斯本與圣彼得堡，乃至歐洲大陸的每一座城市。
但令人感覺異常可惜的，是偌大的法蘭克第二帝國時期，我們卻找不到一個有獨創思想的，實在能夠歌頌國家和民族的詩人。
更令人感覺有諷刺意味的事情，依然是在安德魯的統治時期，法蘭西的主要的文學杰作，卻來自被這位第一執政，隨后的終身執政，流放到國外的著名反對派代表，斯塔埃爾夫人。”
以上所述，就是與安德魯-弗蘭克的名字永遠聯系在一起的主要法律和慣例。在某些方面，它們可以說是促成進步的。各種制度給予了法國革命一種過去不會有過的穩固性。
畢竟，“法國人是個易于激動的民族，善于發起一場革-命，卻不懂得平息革-命”。這句話同樣是共和國第一公民經常說的。
依照安德魯自己的說辭，如果他不給法蘭西“添上一些沉重的大塊花崗石”的話，那么從1789年以來的，過去十年所取得的一些國內成就很可能會統統喪失。
沒錯，是安德魯用他那鋼鐵般的意志，無與倫比的思想才華，驚世駭俗的統帥能力，作為凝合一切的水泥，把法蘭西生活中松散流動的鵝卵碎石，建成一道混凝土的防波大堤，繼而擋住了那些極左派的狂熱風暴，保王黨的囂張氣焰，還有反法同盟那毀天滅地的百萬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