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鳴之還想再問細節，但甘棠向其他幾人道：“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楚的，沒有一二十年的準備，根本無法實現。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這樣的變革不能急，要一步一步走，但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是怎么抵抗異族的入侵，但社會變革的問題，如果幾位長輩信得過我，我們在抗擊燕國入侵的同時也可以做些前期的準備工作，這兩件事，一急一緩可以同時做，這并不矛盾，反而有互相促進的作用。”
“好一個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小甘棠不弱先祖甘羅，其先祖甘羅十二歲在秦國拜相，我看棠兒過兩年身體能承受政務的壓力，也可拜相以。”柴恒聽到這里，暗自思量，有這樣的治國方略也是不是不能接受，雖然皇權得到大大的削弱，但誰又能保證自己的子孫不出一兩個敗家子，如果其子孫不孝，丟失了這大好河山，豈不是有像秦始皇一樣被后來者對其后代血腥的屠殺的結果。自己的性格并不是像父皇那樣對權利極度的執著。如能無為而治，自己到顯得輕松。
甘甫道：“棠兒說的不錯，變法不能一蹴而就，而如今燕國內亂，給了我們喘息的機會，不要認為天下就此太平了，燕國狼子野心，等其添好了傷口，必定會向我們亮出獠牙，當其再次撲上來的時候，只會比上一次更加兇狠。”
“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中原和草原的爭斗就從來沒有斷過，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由于北方草原苦寒，人們生活艱辛，造就了草原游牧民族堅毅的性格，其一出生就在死亡邊上掙扎，弱肉強食，崇拜強者。而中原人性平和，其個體綜合身體素質和草原人差距較大。要想和草原人爭斗只能靠整體力量和先進的戰術裝備。只有當中原王朝強大時才能帶來和平，當中原王朝弱小是就會發生草原異族入侵。周康王伐‘鬼方’給大周帶來兩百年的和平。黃帝歷一九二六年犬戎侵周，西周亡。”
“戰國時，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戰國七雄的秦、趙、燕三國對北方草原的義渠、匈奴、東胡都有壓倒性優勢，如果強大的秦國和趙國能壓制草原部族還能說得通的話，那弱小的燕國也能壓制北方強大的東胡，眾位長輩知道是什么原因嗎？”
“是鐵器，中原各國在當是把鐵鍛造的兵器應用以戰爭，鐵兵器相較于銅兵器的優越性不用我來表述了吧！”
“而草原部族對鐵器的冶煉對于中原部族的落后，讓中原部族壓制了草原部族幾百年，到秦國時大秦帝國騎兵又發明了馬鞍馬鐙，到漢朝中期，大漢帝國又把神臂弓應用于對匈奴的戰爭。”
“直到漢武帝后期，中原政權漸漸失去了對草原部族的裝備優勢，致使晉朝只能偏居江南一偶。這種狀況延續了三百五十年左右，直到唐太宗時，我中原王朝又一次對草原部族的戰爭中取得優勢，這一次是唐朝工匠改進了兩種兵器，由于中原對鐵冶煉技術的成熟，能夠把騎戰兵器的刀從直刀改成彎刀，彎刀在劈砍時比直刀更加節省力氣，彌補了中原部族力量的不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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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是發明了以步對騎的利器“陌刀”。到大唐亡國時，草原部族在兵器上又一次趕了上來，從那以后中原部族對草原部族就從來沒有取得過優勢，就是英明神武的夏太祖也只能和草原部族維持不勝不敗的局面。”
“中原王朝對草原部族天生在身體素質上的劣勢是無法改變的，如果不能在裝備上取得優勢，一旦遇到天災**，就會給中原百姓帶來戰爭的災難。”
“從漢武帝開始到現在千百年來，中原百姓所受的戰爭痛苦雖然不能全部怪罪儒家，但儒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漢武帝時期的大儒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是所有中原百姓夢魘，尤其擅長制造的墨家的消亡！儒家思想的致命錯誤有兩點給中原百姓帶來戰爭的痛苦，一是愚民政策;愚民政策使普通百姓失去對國家和民族的榮譽感和責任心，其忠孝只是對士大夫能起到大的作用，對大字不識一個的普通百姓，起不到大的作用。第二是把工匠和器人的社會地位推到最低。限制了兵器裝備的革新，使中原王朝失去了在戰爭裝備上對異族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