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先帝，自然是趙佶的親哥哥宋哲宗了。宋哲宗是九歲登基的，比當年后周末代的周恭帝柴宗訓七歲登基，也大不了多少。如果趙子稱非要說皇帝年紀小就是原罪，那可是犯了大忌諱的。
對于這一層反駁，趙子稱倒是毫不擔心，立刻提醒對手要分情況討論：
“此一時，彼一時也！諸位聽話未免斷章取義了，我何時說過主少國疑便是原罪？
我說的是，當天下尚未一統，百姓陷于戰亂時，主少國疑會導致天下百姓受更多的苦。而一家一姓的榮辱，與天下百姓的困苦相比，又何足掛齒？
太祖皇帝當年便是因為有如此天下為公的至公之心，才在肇基踐祚之初便立下金匱之盟，以示他與周世宗的不同。如果太祖當年不被黃袍加身，周恭帝未來有沒有可能一統天下？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無法回答。
但我可以保證，哪怕退一萬步，至少周恭帝在繼位最初的二十年里，不可能去著手一統天下，天下百姓就要因此多吃二十年苦！因為周恭帝自己也好，當時的宰相范質等人也好，都必須等周恭帝先成年，掌握軍心民心，然后才能有所舉動。
而郭氏/柴氏當時有天下，累計也還不足十年，為了一個才占據河洛、河北和淮北之地不足十年的家族，就要讓天下百姓多受至少二十年苦，他們有這個資格嗎？
所以當周恭帝繼位之時，周人便失去了天命，失去了德運，而不是等太祖被黃袍加身時，周人才失去的德運。這一點，本朝治史的先賢，卻都沒有看到。我自己每每讀史書，少年時也曾為此不解，后來在太學苦讀兩年半，與師友切磋，才自行領悟了這一點，融會貫通。”
趙子稱這番話，比前面的論述更加詳盡，也鞭辟入里，陳東等人聽后都不由陷入了深思。
而哪怕是在旁邊看戲的趙佶，心中也一改此前看戲的心態，變得真心欣慰起來。
“原先哪怕是司馬光，或者其他再心向我大宋的士大夫治史，也只敢說太祖的天命、德運來自陳橋兵變不曾流血、太祖是被人擁戴的。為了順應天意，在被擁戴那一刻才有了天命。
若是按此子的說法，我大宋的天命卻不是從被人擁戴、為了不流血結束那場擁戴才開始的，而是在柴宗訓繼位那一刻起，柴家就沒了天命。而且按他的說法，道理還很通順，為何之前百余年，就沒人這么想過呢？”
趙佶也不由陷入了深思，良久之后，他才隱約意識到稍稍有些隱患，“不對！按照此子的解讀，我大宋得天命的過程，雖然比司馬光論述的過程，更加無辜、更加不容置疑，但也會留下一些口子。
那就是按照此論，《孟子》的地位會被進一步拔高，司馬光修《通鑒》，評定儒家先賢時，已經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孟子的地位，而如若我大宋要以《孟子》的‘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來拓展正統之根源，豈不是要全盤承認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趙佶心中陷入了動搖，他不知道這個改變，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這個問題牽涉太廣太深，他不敢輕率判斷。
他決定還是回去之后，跟其他心腹文臣商議切磋一下，或是跟那些治學的學術官討論一下。
在宋以前，或者說從漢儒的董仲舒開始，統治者的“天命、德運”都是來源于天人感應的，來源于天意的改變。天意的改變有可能通過民意來展現，但民意終究只是天意的一個載體。
如果這樣力度地推崇孟子，那么民心就不再是載體，而是天意和德運本身了。“是否符合人民利益”這個標準，會被拔高太多。對于一個崇信道教、喜歡讖緯、喜歡祥瑞的皇帝而言，可不是好事。
趙佶這些年來，一直指望以崇道和把自己標榜為道君皇帝、神仙下凡來加強其正統性和統治合法性。突然讓他改弦更張以“是否對人民有利”來判定統治合法性來源，不是那么容易扭轉的。
趙佶的這些自私自利思考，并不好明著說出來，因此他也不會下場反駁趙子稱。
好在其他太學生多多少少會當趙佶的嘴替，他們的疑問和反駁雖和趙佶所想、所擔心的并不完全相同，但也能有七八分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