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內先生，做為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和十七人代表，我在荷蘭與大明的關系上應該更有發言權。
二十多年來，東印度公司確實和大明帝國建立了很緊密的商業關系，由亞洲運往歐洲的貨物中八成都通過荷蘭商船，由此公司賺取了豐厚的利潤。
但這并不足以讓荷蘭共和國背離歐洲的屬性，況且雙方的合作并不是平等的，大明帝國通過控制貨物產地和恩鳥港的方式間接壟斷了亞洲市場。
東印度公司和所有荷蘭商船都必須遵從大明海關的要求買賣貨物，大部分利潤都被大明商人賺走了。為此我們不得不提高在歐洲的銷售價，從某種意義上講東印度公司是在幫大明帝國用商品搶劫歐洲人。
如果不想辦法加以改變，再放縱大明帝國染指新大陸，將來西印度公司勢必也會成為幫兇，這一點是所有正直商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笛卡爾顯然低估了奧蘭治親王一行人的智商，科內利斯馬上對此種觀點予以了駁斥。話里話外把荷蘭描繪成了被欺壓者，大明帝國則成為了不公平交易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益者。聽上去確實有些道理，也符合現實。
“科內利斯市長，你好像忘了一個重要環節。在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位之前，最好能問問濠鏡澳的葡萄牙商人是什么感受。你說呢，科恩總督？”
可惜笛卡爾真不是一般人，做為專門研究哲學理論的學者，他的邏輯思維更清楚，難以讓表面現象蒙蔽。聽完科內利斯的觀點微微一笑，把頭轉向了科恩總督。
“……”此時科恩的心里正在罵娘，連奧蘭治親王帶科內利斯以及彼得議長，包括東印度公司的委員會一起罵。可嘴里卻惜字如金，端著熱可可茶發呆。
他終于明白親王為什么突然跑到巴達維亞來了，合算不是巡視共和國海外領地，也不是評估自己的工作，而是要過河拆橋。
可不管心里如何不愿意，以他的身份和職位都無法在這種場合里袒露心扉。笛卡爾能說，因為不歸共和國和東印度公司管轄，還有大明皇帝撐腰。
自己如果也說實話，在離開京城的同時就得成為階下囚，連審訊的過程都省了，拉回阿姆斯特丹直接吊死，甚至有可能在巴達維亞就被處理掉。
“既然科恩總督不方便評論，還是由我代勞吧。如果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諸位及時指出。
要問在三十年前誰是大明帝國最大的商業伙伴，答案只有一個，濠鏡澳的葡萄牙商人。他們的商船上裝滿了來自非洲東海岸、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和南洋的特產。
只需把貨物安全運到廣州港，就可以換來生絲、瓷器、綢緞、茶葉。再把這些貨物運往亞洲各地，就能獲得不菲的利潤。其中有一部分還運到了歐洲，深受各國王室和貴族們的青睞。
但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被驅逐之后，大明皇帝決定重新選擇商業伙伴，主要競爭者就是葡萄牙人與荷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