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到自己那間終于可以短暫透口氣的家里，陳瑜把手機遞到李偉面前，屏幕上是她剛剛讀過的一篇文章。李偉掃了一眼標題，沒說話，只是疲憊地靠在沙發上，閉上了眼睛。
陳瑜在他身邊坐下，聲音里帶著心疼和理解：“我覺得這話說得太對了。也真夠難為你的……你看看你最近，腰疼沒好，情緒也越來越差，一點小事就上火。”
李偉依舊閉著眼，眉頭卻緊緊鎖在一起。憤怒？他不敢細想這個詞。那是一種被道德和親情緊緊包裹、因而顯得格外禁忌的情緒。他怎么能對生養自己的父母憤怒？可是，那種無處宣泄的煩躁、那種被無盡索取后的空虛、那種看著生命活力被一點點耗盡的窒息感，又真實地灼燒著他的五臟六腑。
他想起父母對待降壓藥的混亂方式，那簡直是懸在他們頭頂，也懸在他心頭的一把利劍。醫生明明開了長效降壓藥，叮囑每天定時服用即可。可母親偏不，吃完藥不到一小時，就一遍遍焦急地測量血壓，看到數值沒有立刻降到理想范圍，便驚慌失措，又翻出短效的、藥性更厲害的降壓藥加服。結果常常是把血壓降得過低，導致頭暈、乏力，甚至有一次險些暈厥，嚇得她和父親一起哆哆嗦嗦，電話連環催命似的打給他。他和陳瑜不得不火急火燎地請附近診所的醫生上門處理。幾次三番，驚心動魄。他反復解釋、勸說，甚至把用藥說明寫在紙上貼在藥盒上，都無濟于事。那種面對固執與無序時的無力感，幾乎要將他逼瘋。
“亂吃降壓藥，是真會出人命的啊！”陳瑜嘆息道，“好幾次都差點送醫院，想想都后怕。偉，我覺得……真到了該考慮送養老院的時候了。”
這句話，像一塊石頭投入了死水，在李偉心中激起劇烈的波瀾。他猛地睜開眼。
養老院？這個念頭，并非沒有在他腦海里出現過。尤其是在被父母的病痛反復折磨，在被保姆問題搞得焦頭爛額之后。他們不是沒嘗試過請人幫忙，前前后后雇過四五個保姆，短的干了幾天，長的也不過兩三個月。不是被父母各種挑剔、難以相處而主動“攆跑”，就是保姆自己受不了那種壓抑和瑣碎，“撂挑子”不干了。每一次保姆更迭，都意味著新一輪的尋找、適應和矛盾，最終，擔子還是落回他身上。
“不必等把人都拖垮吧？”陳瑜的聲音將他從回憶里拉回，“你再這樣下去，身體先垮了。而且，這也太綁人了，你哪兒也去不了，我們連想一起出去短途旅行一趟都成了奢望。下午剛回家，電話就響個不停，是‘連環call’！”
陳瑜頓了頓，壓低了聲音，提到另一個現實的問題：“另外，爸媽現在住的這套房子，樓層、戶型都好，學區也不錯，現在賣了還能值倆錢。可再過幾年，房市怎么樣誰說得準？到時候，需要用錢的地方更多……”
這些道理，李偉何嘗不懂。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疲憊，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被夾在孝道、責任、現實壓力和自我需求之間，左右為難，喘不過氣。
他沉默了許久，才啞著嗓子，帶著一種近乎懦弱的逃避，對妻子說：“送養老院的事……我可不敢說，我爹得罵死我！他那脾氣……要說，你去說。”
陳瑜愣了一下，隨即一股委屈和不滿涌了上來。她理解丈夫的難處，但這種被推出去當“擋箭牌”的感覺并不好受。她脫口而出，帶著一絲反擊的意味：“你咋不把你90歲的媽送養老院啊？”話一出口，她有些后悔，但這也是橫在她心里的一根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