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點：消息源必須看起來可靠，但又無法完全證實，更不能直接與市長辦公室掛鉤。制造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高層震怒，決心已定”的恐慌氛圍。
保護傘們也會聽到風聲，但他們無法確認總統的真實意圖，且消息指向“嚴懲保護傘”，讓他們自身難保，不敢輕易為黑幫出頭，甚至可能急于撇清關系。
3.啟動“倒計時”與囚徒困境
市長辦公室公開宣布一項政策：為了徹底整頓首爾治安，打擊有組織犯罪，市政府將與警方、檢方聯合開展“凈城行動”。
在行動中，唯一的亮點是：對于在“凈城行動”啟動后30天內（倒計時開始），主動向警方投案、全面徹底交代自身及組織所有罪行（包括行賄、政治獻金等所有保護傘線索）、并上繳非法所得的犯罪組織核心成員，檢方將在法律允許范圍內，給予最大限度的量刑建議優待（強調“最大限度”，但不提“特赦”）。
公開聲明與“秘密消息”形成巧妙呼應：
公開聲明沒有提到“總統”“特赦”“名額限制”。它看起來只是一項普通的自首優待政策，力度比“秘密消息”小得多，顯得“平平無奇”。
但在已經聽聞“秘密消息”的黑幫頭目心中，這公開聲明就是“秘密計劃”啟動的信號！
他們認為市長公開說的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特赦”是秘密存在的，而且有名額限制！
市長不提總統和名額，反而印證了“秘密計劃”的“真實性”——因為這種高層交易不可能公開說。
公開聲明的“優待”與“秘密消息”的“特赦/大幅減刑”形成落差，反而讓頭目們更渴望抓住那個“秘密”的機會。
4.利用囚徒困境，點燃猜忌之火
“名額有限”是毒計的核心。頭目們彼此猜忌：誰會是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名額滿了怎么辦？
徐昌大會暗中推波助瀾：
派人偽裝成中間人，向不同的頭目傳遞“獨家內幕”：“a老大已經秘密接觸了檢方，他肯定是第一個！”“b老大在變賣海外資產，準備自首換特赦了！”“聽說c老大手里有xx議員的重磅證據，他自首肯定能占個名額！”
利用媒體渲染“自首潮即將來臨”的緊張氣氛，暗示“動作慢就來不及了”。
保護傘的沉默是致命助攻：頭目們急切地想聯系自己的保護傘求證“秘密計劃”或尋求庇護。
但保護傘們正因為“秘密消息”中提到的“嚴懲保護傘”而自身難保，生怕被牽連，要么含糊其辭，要么避而不見，甚至反過來警告頭目“別亂說話”。
這被頭目們解讀為：保護傘放棄我了！或者保護傘也怕了！那個“秘密計劃”是真的！再不行動就晚了！
5.“榜樣”的力量與“落后”的恐懼
一旦有第一個（可能是勢力相對較弱、心理防線崩潰或真的相信了）的頭目頂不住壓力，抱著“搶占名額”的心態去“投案”。
徐昌大會立刻通過“非官方”渠道（如讓記者“挖”到消息）大肆渲染：
“xx幫派老大主動投案，據傳獲‘特別優待’！”
“首位投案者交代大量保護傘線索，檢方高度評價其合作態度！”
暗示（但不證實）此人就是“秘密計劃”名額的有力競爭者。
這如同在滾油中滴入冷水，徹底炸鍋。剩下的頭目陷入極度恐慌：“名額又少了一個！下一個是誰？會不會是我？再不自首就死定了！”
制造“反面典型”：同時，警方高調逮捕幾名超過“30天”期限（即使只超過一天）或者被認定“不夠主動、不配合”的頭目，并公開強調將對其“依法嚴懲，絕不姑息”，作為“不抓住機會”的下場樣板。
這進一步強化了“自首要趁早，配合要徹底”的緊迫感。
6.收網與“自愿”
在恐慌、猜忌和“榜樣/反面典型”的刺激下，尤其是看到“名額”飛速減少，剩下的頭目們會爭先恐后地“主動投案”，生怕成為那個被“頂格嚴懲”的倒霉蛋。
他們會盡可能詳細地交代罪行，期望通過“全面配合”來爭取那個他們深信存在的“秘密優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