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到了九月，劉羨回到洛陽已經有半年多時光了。
這段時間，朝野上下仍然矚目在太子黨與后黨之間的奪權斗爭中。按照太子的策略，他現在重點不在于打擊后黨，而在于造勢吸引人才，因此東宮屬官們開始在朝堂上各顯神通，發表自己對于朝政的種種看法，一來攻擊皇后的執政不當，二來也好描述太子當政后的種種藍圖，繼而展示太子的宏才大略。
首先是江統上表了一篇《徙戎論》。
江統的擔憂由來已久，他一直認為關西與并州、河北的戎狄過多，會給國家帶來大害。此前齊萬年之亂爆發，更是左證了他的觀點。于是他上表來論述如今國家的民族政策，認為此前只是暫時平定了關隴羌氐的動亂，想要真正使得關西長治久安，還得設法遷徙戎狄。
他對此針對性地獻出三策：
一是讓國家往關中、并州這些方向移民，充塞邊疆漢民的人口，壓制這些胡夷；
二是傾盡國力，用糧食作為誘導和獎勵，以戰爭為威脅逼迫，將弘農、河東、平陽、京兆等地的胡夷遷往其祖籍之地，即秦、涼隴右之地；
三是遷徙以后，嚴令胡漢分居，胡人與漢人之間要涇渭分明，專門建立胡人生活的屬國。令軍隊在屬國周遭嚴防死守，一旦爆發意外，也能遏制胡亂的損失。
這三策相輔相成，雖然要耗費大量的國力物力，執行難度極高，但至少提出了一個可以解決邊疆胡人問題的思路。朝中百官都大為贊賞，稱贊江統有治世之才。
但以朝廷現在的動蕩處境，肯定是無法實施這個計劃的。大家都說，東宮有才啊，等太子登基以后，再實施也不遲的。
緊接著，三公尚書劉頌上了一道表，令朝中諸公議定法律。
司馬炎在位的時候，曾經詔令賈充、羊祜、杜預等人參考漢律、魏律開始編纂晉律，因為是泰始年間的事情，所以稱之為《泰始律》。
《泰始律》有許多優點，簡省了《漢律》的大量內容，大概只有《漢律》的不到十分之一，篇章設置更加合理，法律條文也簡要得體。但也有很大的缺陷，那就是篇幅減少后，很多刑罰的尺度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將定罪的權力多半放予了斷獄的主官。主官可以因為一點小錯將人刑罰致死，也可以因為人際關系將那些犯罪的官宦子弟輕輕放下。
身為前廷尉，劉頌對這種做法深惡痛絕，他判斷說，因人制宜，實際上就是給踐踏法律大開方便之門。因此，他提議要重修律法，將法律中定罪的條文及刑罰規定一一羅列出來，必須使得斷獄的官吏有法可依，如果刑律上沒有寫，那是朝廷與律法的問題，并非是百姓的過錯，就不能將其定罪。
劉頌是楚王的老師，也當過淮南王的國相，因此也被視作是太子一黨。他如此攻擊律法，很明顯也可以視作是對后黨的攻擊。畢竟后黨平日把持朝政，相互提攜打壓新人，確實都是這種話術。名義上，這是對法律的一種糾正，可實際上，更像是在攻擊后黨濫用奸佞。
因此，表文上去后也是杳無音訊。
雖然杳無音訊，但到底也沒有什么懲罰。如此一來，朝中擠壓的怨氣頓時都宣泄出來，各路官僚上表提倡改制的文章可謂紛至杳來，很快在尚書省堆積如山。
其中有提出要改革官職人事制度，振興甲午制度，凡是中央官員，都必須要有地方治官經驗的；也有提出廢除九品中正制度，回歸兩漢察舉制度的；更有甚者，也是直接提出了再分封諸侯的建議，將地方長官的任職權，徹底放手給各地公侯。
劉羨自然也在里面湊熱鬧。他根據關西平叛的經驗，總結了如今地方上都督府的種種弊病，認為軍隊的將領體系過于復雜，親王的王府門客與軍司之間相互制衡，導致令出多門，中層軍官們莫衷一是，極容易因為上層的斗爭而陷入無端的內耗。
因此，劉羨獻了一份《安軍論》上去，主張應該精簡軍事結構，要么就讓軍司負責都督府的大事，要么就讓王府來重組軍司，務必要杜絕冗員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