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黑夫手下經濟領域的左右手，蕭何比年長，比張蒼瘦，還比張蒼低調，一直埋頭在農事和修復被戰亂損壞的溝渠水利上，在朝中議政時，他永遠先聽后說，從不與任何人有劇烈的觀點相悖，此刻便不緊不慢地說道：
“下吏麾下有不少農家士人為吏，此外，便收集了他們的議論，以及關東豐沛小民對商賈的看法。”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砍伐薪柴，修治官府，服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季之間沒有時間休息；還有私人的送往迎來，吊死問疾，撫養孤老幼兒，開銷都全靠這百石粟米。”
“對每家農戶而言，田租還好說，在收口賦時，偶爾可以用帛代替，大多數時候，必須繳納錢。于是只好帶著糧食去集市出售，那時糧價必賤，只好半價而賣，甚至都賣不出，便只能以兩倍的利息去借貸，好應付口賦，免遭刑罰。”
“勤勞辛苦如此，卻也不能確保性命，倘使遭受到水旱災害，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戰亂，官府的朝令夕改，那就只能靠賣田宅、鬻子孫來求活。”
“可商賈呢？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帶著他們積累的奇贏之物，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勢力超過官吏，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著好車駕著肥馬，穿著絲綢披著白繒。這就是過去百年間，商賈之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的常態……”
“這是農家與大多數小農的看法，未免失于偏激，但大多數皆是實情。”
總之一句話，資本家的良心，信不得！
所以農家里原教旨主義的那一批人，才極力主張，要將商賈統統干掉，讓世界恢復到上古自食其力的時期。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關東六國商業繁盛的背后，問題著實不少，一部分人是先富起來了，集市也熱鬧了，奢侈品極受歡迎，但許多農民仍掙扎在貧困線上，國家本身，也沒有因此而富強……
至于一些人覺得“只要發展商業就能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更連影子都見不到！
巨賈們但凡有積蓄，除了購買奢侈品以炫耀富貴外，便一門心思兼并土地，土地越多安全感越大，此外便是如呂不韋般，搞政治投資，將金錢化為權勢，從而真正實現階級的飛躍……
說白了，你別看戰國的巨賈名義上是商人，可他們的思維，仍是農夫，仍是官本位那一套！
更有甚者，還有人為了利益，與異族勾結，銅鐵等禁品也偷偷運送出塞！黑夫已掌握了烏氏裸與匈奴暗通的證據，只可惜這老賊奸猾，任黑夫熱情邀約，就是待在羌地不回來，這肥羊不太好宰。
“五蠹。”
張蒼接話道：“吾師兄韓非也覺得，商賈，尤其是巨賈，乃是邦國軀干上的五蠹之一。”
翻譯過來就是國家蛀蟲……
“這也是商君之所以重農抑商的緣由。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免從事本業的人少，而致力于商賈末業的人多。”
秦人農夫的生活，比關東一般市民要苦，沒辦法，官府掌控力強啊。若讓他們發現，自己辛苦砍人頭換來的官爵，商賈花錢就能買到，自己辛苦一年的耕作，商賈半年就能掙到。
那誰他娘還愿意為國耕戰？早就十萬人民九萬商了！
農民是綁定在土地上的，每年有固定的產出，其龐大的人群和穩定的居所，是國家征稅最方便的對象，糧食、布匹都是剛需。
而商賈則跑來跑去，又無實際生產，總是將左手買的右手倒賣，他們投機的逐利行為，甚至會引發物價的波動，對穩定十分不利。
所以在商鞅為秦孝公規劃的藍圖里，商賈，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其政治作用，和二戰時的德國猶太人差不多……
在秦國，商賈被課以重稅，并按照人口的數目（包括家中奴仆）分攤徭役，每逢戰爭爆發，市籍和贅婿，是最先被征發的人群，被拖到前線做炮灰。
為商賈劃定市籍和專門的居住區域，讓他們穿白衣作為標志，不經允許不得外出，嚴禁衣絲乘車，子孫不得為官吏，地位只比刑徒奴隸高一點。
大秦立國的基礎，農民和軍功地主們，頓時就覺得舒服了。
農民指著那些卑賤的商賈對子弟說，切勿為賈，與彼輩相比，吾等還有何不能滿足？他們的出路，便只剩下作戰種地。
軍功地主則享受政治、經濟上的利好，再沒有無尺寸之功卻家累百金的暴發戶在眼前晃蕩惹他們心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