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政元年，十二月下旬，洛陽也下起了鵝毛大雪，從北邙山到大河岸皆是一片雪白。即便如此，洛陽商賈師史等人，依然冒著雪，焦急地等在西城門處，對著馳道西邊翹首以盼。
洛陽是周天子之城，也是工商之城，此地位于天下之中，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做生意十分方便。雖然所謂的周王不過是傀儡，但好歹有天子名號，而中原諸侯達成了平衡，雖然各自之間狗腦子都打出來了，但好歹還有底線，達成了默契，不來洛陽打秋風，這座城市在紛亂的戰國，竟維持了兩百年的和平……
這便造就了洛陽的工商業十分繁盛，不算河南、鞏兩城，光一個洛陽城就有戶四萬人，人口近20萬，而這里面，起碼10萬人都是非農業戶口。他們從事工商業，或臨街作肆，靠手藝吃飯，或投機專賣貨物，從中賺取差價……
比如師史家，本是周天子的沒落樂官，周滅亡后，他家改行開了個拉車船的纖行，后面發展成運輸業，家中有上百輛車，專門承擔物流運輸業務。
后來，東西周雖為秦所滅，但別忘了，那十年里說了算的，是大商賈出身的呂不韋，呂不韋雖是濮陽人，但他發家，卻是在洛陽和邯鄲，故與蘇、白、師史都有交情。
作為朝廷新貴，呂不韋上臺后推行的政策與秦國傳統嚴重不符，他也提倡重農，但卻反對抑商。
文信候在經濟上給關東商賈大開方便之門，不但允許秦軍征服的土地上一切如舊，甚至還積極引關東商賈入關西，想把一直奉行經濟上獨樹一幟的秦國，也拉入到這個巨大的市場中。
為了兜售自己的理念，呂不韋甚至不惜招攬天下智囊，花大力氣編纂巨著，在《呂氏春秋》里塞了許多私貨。
作為離關中最近的地區，作為呂不韋的封地臣屬，洛陽商賈自然在那十年里，賺得盆滿缽滿。
可惜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呂氏倒臺，秦始皇帝親政后，朝中風向一變，政策收緊。
秦始皇帝承襲了商鞅的經濟干涉政策，重農抑商，生意不好做了。更可怕的是，當呂不韋自殺后，洛陽商賈也被視為其同伙，遭到了打壓，遷蜀的遷蜀，即便沒走的，也殘了半截，他們被從關中趕出，原本在洛陽從事的各類工商小作坊，也遭到禁止。
這下可差點為難死了洛陽人，他們這地方，處于山川之間，其中不過數百里。相對關中、梁楚而言十分狹小，加之人口繁多，可容人耕作的地方日益稀少，絕非一個好的農業區。如今工商業被被打壓，十萬非農人口的日子，頓時開始緊巴起來，洛陽經濟比三十年前，凋敝了何止一倍。
眼看天下發生劇變，洛陽商賈乘著秦吏統治倒臺，開始反攻失地，并通過政治投機，總算站對了隊伍。
當更名“定一軍”的兵卒開入洛陽，卻沒有像楚軍一樣軍紀時空，四處奪人妻子財帛，而是遵循軍紀后，洛陽商賈們都覺得，或許攝政黑夫，并不是個油鹽不進的人。
洛陽人是有思量的：看上去大勢在黑，而黑夫此人經歷頗讓人玩味，他雖非商賈，但在膠東，卻大搞特區，不強行扭轉膠東，而是因地制宜，鼓勵齊地十三家大賈去海外逐利。
這叫洛陽商賈艷羨不已，希望黑夫也能在中原推行此策，于是此番蘇、白兩家就成了洛陽全體商賈的說客，肩負使命，帶著申陽頭顱，毅然西去……
等了許久，眼看天氣又要變暗，守城門的士卒也警惕地看著這群“五蠹”，長達百年的歧視和打壓，在關中，商賈就是卑賤的代名詞，哪怕有幾個臭錢，但依然是底層，這種思維一時半會是改變不了的。
眼看眾人就要告辭打道回府時，卻不想幾輛車緩緩駛來，正是入咸陽游說的蘇離、白給二人。
大小商賈們立刻呼啦啦地圍了上去，事關各家的未來，他們也顧不得禮數了，隨意寒暄一下后便匆匆問道：
“二君，如何？”
蘇離和白給對視一眼，二人離開咸陽回來的路上，已經商議許久，將官府的態度和透露的信息，基本都摸透了。
“攝政贊揚洛陽諸賈殺盜首申陽，棄暗投明，其愛國拳拳之心，能與弦高相提并論！”
高帽子先戴一頂，將洛陽商賈們都夸成“愛國商人”，然后便是正兒八經的政策了。
“不過，鹽、鐵、金錫乃國之根本，仍需官府專營，商賈不得插手，但鹽一項上，今天下板蕩，軍旅少食，故特開一例，商賈有余糧者，可運送糧秣予均輸、平準官，以換取鹽票，再憑借鹽票，自行去鹽池處獲取等量鹽，便可自行轉運販賣，價錢不得超過平價一倍，在賣地再繳一道鹽稅即可……”
說白了，就是官府把零售權都交給商人，只控制生產和批發這一環節——黑夫還是不放心讓猗氏直接承包鹽場，這個家族已在猗氏縣的土皇帝了，再將鹽場交還給他家還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