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說說皇帝這個頭銜在明代的含金量。
明朝的體制保證了皇帝的至高無上：最高行政區分于內外兩廷，兩廷合一才能架空皇帝。但作為特務機構的廠衛的存在，以及京師各武裝勢力的分立和獨立性，保證了皇帝只要想收回權力就一定能拿回來。
京營雖戰力貧貧，但掌握在沒有行政權力的外戚勛貴手上。御馬監掌禁軍，和司禮監是兩套班子，司禮監管著東廠和錦衣衛，但它卻調不動御馬監的禁軍。就算兩監勾連，外軍和內軍還相互遏制著，京營攻不進大內，大內謀害皇帝則必死。這保證了皇帝對京畿軍隊的絕對掌控。
至于文官群體謀害皇帝。就算拋開文官內部的黨派林立，將之視為一個整體，那他們又將如何繞開廠衛，把手伸進大內呢？說實話，我想不到。
《酌中志》始載，天啟五年落水，而且并未對此加以評述只是寫了這么一個事情。皇帝七年駕崩，與落水相隔兩年。而且落水時守在他身邊全是宦官。與其說是文官謀害皇帝，還不如說是魏忠賢謀害皇帝。
在沒有實證的情況下，推測毫無意義。與其亂猜朱由校死于謀害，還不如說他跟他爹一樣死于縱欲或是亂吃藥。他爹吃的紅丸就是文官進獻的，這倒是正史有載，但能說是文官謀害皇帝嗎？我想是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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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聊的結尾，我再聊聊主角的設定問題和我對清朝的認識。
在我看來，以歷史唯物主義來論，晚明最好的改革思路是繼續加強帝制集權，讓皇帝更加絕對，從上至下地改革官僚系統使之近代化。而清朝是秦皇以來的帝制集權的巔峰。相較于緣起于朱元璋的那套，清朝的中央政治體制和宮闈制度有很多可以用來取長補短的改革思路。
而且清朝又是現代文明型國家的最后奠基者（與西式民族型國家相對）。清朝為“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定下了版圖和思想上的基礎。其實朱元璋也有類似的思路，比如承認元帝國的天命，說自己是“元之運終”后的新天命者。
【告上帝皇祗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名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余年，今運亦終.諸下臣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
開國后，朱元璋對于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毫不歧視，蒙古、色目等人只要歸于漢化就一體保護。蒙古、色目、漢人等一律唯才登用，甚至不乏在朝內做到侍郎、尚書等大官的。（但后嗣皇帝卻沒有繼續堅持，而是長期采取扶弱抑強的策略。至于為什么，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不在這里展開了。）
上一個這么干的是對契丹等諸游牧民族實行“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的唐太宗。他們都不僅將自己視為漢皇，而是天下之君。
以康雍乾為代表的清朝統治者，通過滿蒙聯姻、承認藏傳佛教等手段使蒙、藏諸部落在文化上認同中央，并將蒙古、西藏等地納入“天下”之中。最后的結果是，北方與南方的矛盾從外部矛盾變成了內部矛盾。蒙、藏等地的變動從“邊釁”，變為“叛亂”。
最直接的例證就是，這些地區的勢力在同時面對更北的莫斯科沙皇政權，及南方京師的清帝政權時，將自己歸入南方而非北方的一部分。想要擴大“天下”的范圍，光靠刀子是不夠的，更要血緣及文化溝通。
前清是好的例證，而晚清則是反面教材。晚清的問題在于防漢甚于防洋，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清末新政的種種官方改革無處不體現著這一保守化的思想。而“防漢甚于防洋”的本質是清政權將自己異質化、少數化的自限，是自絕于天下。
故基于此，我將作為唯一變量的主角設定為唯物主義的清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