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道還沒開口，馬周搖了搖頭，先來回答杜正倫的的此問，說道：“先有鞏縣令柴孝和進言魏公，不如先取長安，魏公那時就沒采納；如今徐洪客再提江都之策，魏公恐仍難心動。”
杜正倫說道：“柴孝和進策之時，魏公是才圍洛陽，現下的情況已經不同，洛陽已經圍攻了數月，依然未克。這種情況下，不能排除魏公會有改變策略，改取江都的可能吧？”
馬周侃侃而談，說道：“有三點，決定了魏公不可能現在改變策略，改取江都。
“昏主雖在江都，江都卻屬偏安之地，遠不能與洛陽處天下腹心之戰略地位相比，魏公志在天下，焉會舍洛陽而改取江都？且江都路遠，變數更多，此其一。王世充等敵援已到，這個時候，魏公又怎么敢從洛陽撤兵，改攻江都？如果一撤，大軍的士氣必衰，而又王世充等隋軍諸部必然尾追，莫說改取江都了，只怕河南諸郡也將失陷，此其二。魏公今統在洛陽之諸部、各營，多河南、山東人，洛陽打到現在沒能打下，如果再改取江都，眾必盡散，此其三。”
杜正倫有文采，缺軍略，聽馬周此言，頗覺有理，沉吟片刻，嘆道：“魏公當下所面臨之局，確是進退維谷，如明公所論，已陷入進退兩難之境。”
“為王前驅”這四個字，浮現李善道腦海。
只因戰略上的一個錯誤選擇，又或者說，一個被迫、不得不這么選的選擇，李密把他自己陷入到了洛陽這個泥潭之中，進退不得，他現在干的這些，不就正是為王前驅的事么？
李善道暗自警惕。
戰略上的每一步重大決策，當真俱是關乎全局，稍有差池，關鍵時刻，落錯一個子，便可能導致滿盤皆輸。就像眼下的李密所受之困，便是前車之鑒。以后凡關系到戰略層面的決定，務必要多與魏征、劉黑闥等商議，多在自己前世所知的基礎上，辨別采用眾人的意見。
他回到席上坐下，說道：“賓王所言甚是。魏公若此際改弦更張，不僅前功盡棄，更易引發軍心渙散。洛陽此戰，打到現在，說是進退兩難，擺在魏公面前的，其實是有進無退。
“我等身在河北，對此所能做的，只有兩件事罷了。一件是，期望魏公能夠早日攻下洛陽，解此困局；再一件便是，一則穩固河北根基，隨時以備馳援魏公，并同時抓緊時間南下，打下河內，以牽制洛陽守卒、王世充等部隋援，也算為魏公分憂，減輕其壓力了吧！”
杜正倫問道：“敢問明公，計議何時南取河內？”
“玄成、司馬，現正調集糧秣、征募民夫，又康三藏稟與我說，從幽州買來的第一批馬，再有幾天就能入境清河，我意，便等糧秣、民夫等戰備做好，并待馬匹抵達后，即南取河內！”
……
徐世績信中后半部分說的那幾件事，只有翟讓殺馮慈明這事，李善道沒有與杜正倫、馬周等討論，但在杜正倫、馬周離開后，他自坐堂上，卻拿起徐世績的來書，目光落在了此事上。
翟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落李密的臉面了。
此前，有個投降了李密的隋朝官吏，名叫崔世樞，降了李密后，卻被翟讓給當做肉票給抓了起來。翟讓強迫他交出財物，以充當贖金。
把投降李密的人抓起來，索取錢財，已無疑是在打李密的臉。
這一次更加過分，已不是索取財物，而是公然地殺掉了馮慈明，殺他的位置還是在營門外，眾目睽睽之下，肯定很快就會傳遍軍中，無疑是再次挑釁李密的權威，且是更嚴重的挑釁。
李善道手指敲打著案幾，忖思心道：“之前只知道李密殺了翟讓，壞了義氣，但對李密為何殺翟讓，其中之原委，不是特別清楚。現今來看，李密殺翟讓，固是李密的失策，可翟讓缺乏政治頭腦，屢次挑釁李密在軍中的權威，亦有其過失之處，也難怪李密最終忍無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