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包括廣寧、鐵嶺、遼陽、盛京等地與興京后方的八旗丁口的祿米、鹽茶、藥材、鐵器、布匹與其他以賞賜發放的物資，也不得不開始拖欠了。
當然，多爾袞繼位后接管的國庫里面，并不是沒有足夠的金銀財帛，相反，他們并不缺真金白銀，包括什么人參、貂皮、東珠之類等藩屬貢物，也有大量的存貨。
但是這些過去相當貴重的東西，真到了吃穿住用行等各種生活必須物資短缺匱乏的時候，一個個貶值得厲害。
畢竟金銀珠玉再多，它們不能吃也不能喝，當它們換不了吃喝穿用之物時，與土石瓦塊也就沒什么兩樣了。
碩托在心里正自我安慰著自己，就聽見那個坐在太師椅的官員開口說話了。
“諸位，爾等請求議和之事，至今已經兩月有余，雙方使者往返已有四次。各項條款幾經審議，已有數稿。而今，我方已充分考慮爾等意見，做出重大讓步，并已議定最后之條款。爾等今日若同意，議和達成有望。若爾等仍舊不肯接受，則今后可不必再來。”
說出這個話的人，正是此次議和大明朝的唯一官方代表，新任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
就在一個多月之前，兵部職方司郎中還是張若麒。
奈何這個張若麒一心主戰，死活不肯接手主持與清虜使者議和的事情，也就是不肯冒險為兵部尚書陳新甲背鍋，最后撂挑子不干，上書辭掉了職方司郎中一職。
而原本只是以職方司主事的身份在洪承疇軍前監軍督戰的馬紹愉，則主動抱上了陳新甲的大腿，臨危受命，連升兩級，成為了新任職方司郎中。
按理說，兩國議和這樣的大事，應該由內閣派員來辦，再不濟也該禮部派員來辦，怎么也輪不到兵部一個司的郎中坐鎮主持。
但大明朝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崇禎皇帝本人，考慮到關內形勢嚴峻，雖然已有心與清虜議和，但是又擔心朝野士林輿論指摘，表面上拿不定主意，實際上是希望有臣子主動挑起這個擔子。
事成之后，若是朝野認可，那么功勞是皇帝的。
可若是事情辦不成，或者朝野不認可，那么責任是臣子的。
但是到了崇禎十五年的時候，朝堂上的大臣們一個比一個油滑，都已經知道皇帝的這個辦事思路了，所以沒人主動站出來挑這個擔子。
畢竟，自從四月以來，關外戰場上捷報頻傳，而每一次崇禎皇帝都大加宣揚，搞得朝野之間人盡皆知。
這個時候，滿朝文武大臣不論哪個，要是主動上書提出應當見好就收與清虜議和，恐怕立刻就要面臨御史言官等清流大臣們的唾棄與彈劾了，更不用說主動挑起議和的擔子了。
至于關內剿賊戰場上的形勢，朝堂上的御史言官清流大臣們才不管那么多呢，而且他們也不信那些泥腿子流寇們能成什么大事。
所以，別說是內閣或者禮部這種清流大臣扎堆的地方了，就連兵部、戶部這種了解朝廷嚴峻形勢的部門，也不是所有官員都同意與清虜議和的。
所以，到最后，崇禎皇帝也只能先暗地里找一個了解形勢并且相對聽話的大臣來操辦這個事情了。
這個人就是陳新甲。
但是，對于與清虜議和這件事情，不愿意落人口舌的崇禎皇帝又不肯明發旨意，只給了陳新甲一個“口諭”。
陳新甲也不是傻子，在派了沈迅前往蓋州征求過楊振的意見后，幾經斗智斗勇之后，才從崇禎皇帝那里要到了授權他與清虜使者接觸談判議和的文字憑證。
隨后，陳新甲委派自己在京候任的兄長陳新第，帶著崇禎皇帝的上諭趕到了錦州，與愿意配合陳新甲挑起議和擔子的新任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一起開始了議和談判。
然而，由于陳新第手里沒有朝廷明發的旨意和詔書，他所帶來的上諭，也是崇禎皇帝直接下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