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什么？！李自成已殺羅汝才、袁時中，兼并了他們的部眾？！”
崇禎十六年七月初九日下午，楊振在吉林城“工地”靠近江岸的一個相對僻靜的大帳中，隆重接見了方光琛、沈志祥以及他們隨行人員中的幾個主要人物。
一見面，還沒等楊振開口詢問大后方情形和他們北上的經過，方光琛就先向楊振了通報一個流賊方面的重大事變。
“沒錯，都督，此事千真萬確。而且據說，李賊為統一他們所謂的官制旗號，在闖營諸將支持下，不僅已經殺了羅汝才、袁時中，而且早在三月里，就設鴻門宴處死了意欲分兵他往的賊頭‘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二人，同樣吞并了他們的人馬，傳聞其麾下如今又有不下百萬之眾！”
“這——”
對于方光琛一見面就緊急報告的這些消息，其實楊振的心里面是有數的，雖然在這個時空經歷的事情越多，生活的時間越久，后世留給他的那份記憶就越模糊。
但是模糊的只是細節，只是具體的時間地點，而他心中依然記得歷史發展的走向與大勢。
他知道原時空的崇禎十六年，是極其不平凡的一年，不管對遠在京師的崇禎皇帝及其朝堂來說，還是對原時空的“大清國”來說，同時也包括擁眾駐兵于荊楚襄陽一帶的李自成麾下各路賊軍來說，都是如此。
對崇禎皇帝來說，原時空崇禎十六年秋冬使節，不僅其最后的一支精銳能戰的軍隊在孫傳庭的指揮之下先勝后敗，最終全軍覆沒，而且在北方地區尤其是京師城內與京畿地區瘟疫再次爆發。
這一點，也是楊振思前想后終究不敢貿然率軍入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一次席卷宣大、京師、京畿和北直隸地區的瘟疫面前，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是渺小的，即使是楊振，也不敢輕易冒險，一旦被卷入其中，后果將極其嚴重。
而他能做的，除了進一步擴大吳朝佐、吳有性他們的職權，叮囑他們小心防范，進一步增加防疫支出，進一步擴大隔離營、救濟營的規模之外，并無別的法子。
他對山東、北直隸地區的防務并無管轄權，甚至包括鄰近萊州府的幾個府縣，比如青州府，比如河間府等地，他也只能叮囑吳朝佐、吳有性他們通過私人關系提醒那幾個府縣官員警惕注意。
至于說由楊振自己主動上奏朝廷提防或者籌款防范進入秋冬季節后有可能會復發的瘟疫，他還沒有那么天真，因為他很清楚現在的京師朝堂的做事風格。
且不說現在的內閣首輔，也就是周延儒，本就對楊國棟父子心懷成見了，就算沒有曾經所謂的閹黨與清流之爭種下的這個嫌隙，楊振也對現在的內閣大臣們毫無信心。
以他對崇禎皇帝包括京師朝堂的了解，若是由他上書提出這個建議，那么這個事情幾乎百分百就會落到他的頭上。
而且更麻煩的是，崇禎皇帝在內閣大臣們的建議之下，很可能會借著這個楊振自己送上門的機會將其調入關內。
至于說防疫本身，對現在的崇禎皇帝和京師朝廷來說，他們也看不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防疫是不可能真正防疫的，他們既沒有這個心力，也沒有這個財力。
但是，一旦楊振把這個事情報上去，然后說它有多么事關重大，那么皇帝和朝廷借著這個由頭順水推舟將其調入關內的心思，就一定會產生。
可是眼下的他，還有一堆更加緊要的、甚至是關乎整個華夏民族未來命運的事情要處置，一旦被皇帝一道旨意調入關內防疫，那他在關外經營這么多年豈不是要前功盡棄？
所以，對此，他只能閉口不提，同時囑咐吳朝佐、吳有性他們暗中準備。
這是楊振記憶中朝廷方面在崇禎十六年面臨的嚴峻挑戰。
至于歷史上的“大清國”，那就不用說了，在原時空崇禎十六年的八月，黃臺吉暴病而亡，“大清國”上層陷入奪權奪位的紛爭之中，直到年底順治即位，多爾袞攝政，紛爭方告暫時停歇。
當然了，這一世，黃臺吉早死了一年，“大清國”上層奪權奪位的爭斗也提前開啟，如今，隨著多爾袞的死亡、順治的“繼位”，清虜小朝廷已經陷入窮途末路之中。
但讓楊振頗覺意外的是，這一世的許多情況，已經發生了這么大的變化，比如說，中州、江淮地區的大批流民被轉送出海，到遼東半島、高麗半島北方編戶屯墾，被轉移安置的流民口數累計多達上百萬，竟然對李自成以及各路流賊勢力的演化，沒有產生什么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