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申請留學我和dora都放棄了保研，我去了廣州一家媒體，而她進入了bj一家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一項新的評估指標擺在了我們面前。她的一位女同學拿到了一家外資銀行的offer，將被派至倫敦工作，年薪折算成人民幣高達30多萬，轟動全校。
畢業前夕，我和同學們去什剎海劃了一次夜船。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詩、又是唱歌的，瘋到大半夜才回去。那時，bj地鐵還只有一個圈和一根線，我們還不知道，待建的四五六環，將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線。
工作之后，dora總是在加班，常常夜里10點才能打車回家，周末也難得安寧。用她的話來說，她就是一個成天和財務報表打交道、私人空間被壓榨到所剩無幾的技術工人。與她的留學夢一同夭折的還有她的初戀。有一次，她在電話上和我談到那個遠在大洋彼岸的人，哭了一個小時。
我趁著出差的機會去看她。房間里只開床頭的一盞小燈，她一臉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復手機訊息，給客戶寫e－mail，要么掛在msn上聊天，在網絡露水情緣中尋求慰藉。周末的午夜，我們關上燈，在一片漆黑之中，一人抱著一只貓，看一部叫sexandlucia的藝術片。
屏幕上是地中海清澈、燦爛的海岸。片子里說，海灘上有一個洞，掉下去的話，就能回到過去重新開始……
我們置身于一片幽藍的反光中，久久不語，仿佛被一千個夜晚所包圍。她出神地望著前方，任由另一個世界的陽光在臉上躍動，眼里空空蕩蕩。
3年后，她辭了職，遠赴北愛爾蘭攻讀教育學，隨后進入瑞士銀行工作。她說，她想知道，為什么一個被教育體制證明是最優秀的人，卻喪失了選擇生活的能力和勇氣？
同一年，阿娟實現了她自幼以來的心愿，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同學會上，她還是老樣子，扎著一個馬尾，樸素得像個打工妹，害羞而沉默。和她說什么都是嘿嘿地憨笑。
也是在這一年，傳統紙媒迎來最后的余暉，陷入風雨飄搖的境地，業績大幅下滑，“報業寒冬論”塵囂日上。我很快發現，出入音樂廳和美術館、與權貴名流談笑風生、每年領回一摞獎狀那點虛無飄渺的優越感，在劇烈縮水的工資單面前，淪為一個自欺欺人的笑話。
往后幾年每況愈下，減薪、裁員、離職乃至歇業潮蔓延全國報界。每隔幾年，就迸出來一個讓人心驚膽寒的新生事物，、微信、自媒體、app。在混沌的互聯網時代，許多東西都在開天辟地，取代學歷、戶籍、編制、職稱等等日趨過時的分類標簽。如今，一個剛出校門的畢業生可能起薪不如農民工，也可能通過開網店、辦自媒體、甚至網絡付費直播吃喝拉撒，秒殺一名中年企業高管的薪水。在這個“看臉”的時代，改變命運的頭號力量不再是知識、技術、經驗，甚至不是人脈，而是被網絡放大的“顏值”（容貌數值）。
在從業多年以后，我第一次遭遇失業的危險。曾經困擾父輩的那個詞“下崗”，現在有了一個更動聽的說法，叫“轉型創業”。然而，我依然不敢選擇辭職。我害怕一無所有，害怕從頭再來，哪怕我上的學校、入職的單位，都以“敢于卓越”著稱于世。“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我逐漸疏遠了昔日的交際圈，有4、5年時間通宵達旦地沉湎于網游，停止了寫作。
2010年末，我去歐洲出差，抽了一天時間去蘇黎世見dora。她還是一個成天和財務報表打交道的人，但身上發生了某種顯著的變化：已婚、懷孕、吃素。更重要的是，她看著我的樣子，那種略略皺著眉笑的眼神，分明是一個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向的人所獨有的。
天氣晴朗，我們在舊城區的圣母教堂分別。她轉身輕輕地擁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她對我說，祝你成為一個unique的寫作者。她的滑雪服摩挲間發出像沙礫一樣細微而溫柔的脆響。
從蘇黎世返回盧塞恩的大巴上，我坐在最后一排，一直埋頭無聲地痛哭。我似乎又聽到了大學時代那個女生半夜發出的哀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