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洛越想越是興奮，以至于都忍不住眉飛色舞起來。
后世在學習閑暇之余，他也看過一些歷史類的網文，而在這些當中主角通常都會進行一種行為，那就是文抄，通過抄寫古人的詩文名篇來獲得聲望名譽與滿足感。
在這些文抄行為當中，詩歌是最主要的內容。畢竟詩歌所蘊含的感情往往都非常濃烈，更加容易帶動情緒，而且都是經過高度提煉的文字精華，易于傳誦也便于記憶。所以唐詩宋詞響徹不同時空、不同位面，乃至于不同的種族。
但古代的文化與文學寶庫中的瑰寶又何止詩歌一類，其他的文學體裁同樣也有著值得深入挖掘的巨大潛力。
在這一眾文學類別當中，墓志銘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應用文體裁，盡管比較小眾，但卻同樣有著極大的價值。這種價值在后世主要體現在史學方面，而在當代則就體現在具體的變現能力。
詩歌文抄了不起能夠讓人獲得感情上的共鳴、社會名望的提升，或許能夠間接性的因此獲益，但若不巧遇上隋煬帝這種不講究的對象，抄一句“空梁落燕泥”，反而還會有生命危險。
墓志銘的變現能力在古代文化產業中那是一騎絕塵的，講究一個一手交錢一手交文，并不需要中間環節的轉換，直接就能進行買賣交易。而且這一行當市場巨大，畢竟是人就難免一死，但凡稍具財力者，也都希望能夠將先人風光大葬、光輝事跡碑傳后世。
墓志銘的獲利空間還非常的巨大，比較著名的就是同為盛唐名相的姚崇臨終前便遺命兒子們趁張說前來吊唁時畢陳珍寶于前、從而誘惑張說為其撰寫碑志。
雖然這故事當中，姚崇更多的還是需要一個政治上的保障，但由此也顯示出這行業手工費的確不低，而且并不會因為志主的地位高就能有所省儉。
同為盛唐名士的李邕，即是李白詩中的李北海，同樣也是一個碑志名家，史載“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以至于“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但是在墓志銘這個題材當中，從后世唐人墓志存世數量而言，李邕仍然三甲不入。排第一的乃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第二則是楷書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權，第三便是盛唐大手筆張說。
張說數量不如前者，倒不是水平有差，一則年代更久遠、考古發現的數量限制，二則張說政治地位要較前兩者更高一些，尤其在做了宰相之后，也不會再輕易動筆賣文，主要還是為去世的親友撰志和奉詔而作。
就比如眼下這河南府士曹參軍徐申，雖然愿意奉財百貫，但卻連張說家的門都進不去，這錢想花都花不掉。
真正讓張洛激動不已的，還并非徐申兩手奉上的這百貫錢帛，而是他意識到自己完全可以將祖父張說功成名就后、已經看不上而放棄掉的下沉市場再給重新經營起來，不只是一頓飽，而是頓頓飽！
這樣的做法固然有些不道德，但從張洛的角度而言，他在張家倍受排斥冷待，感情上遭受了極大的傷害，不應該收點利息？
至于那些求寫墓志的人家，他們只是希望能夠獲得名家出品以慰先靈，當然更重要的是撫慰自己，只要這件事不拆穿，他們就能一直獲得滿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