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的政治生態當中，宰相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宰相是什么樣的性格與作風、秉持怎樣的施政方針，都極大的影響乃至于直接決定了當時的政治形態如何。這一點，尤其在盛唐時期體現的尤為明顯。
在盛唐時期的眾多宰相當中，李元纮的事跡不甚彰顯，最為人知還是其人在擔任雍州司戶時頂著上司和太平公主的壓力公允判決，留下了南山鐵案這一典故。
至于其在宰相位置上，除了清儉正直的作風和與同僚的沖突之外，似乎沒有什么實事可稱。但《舊唐書》還是記載了一則，那就是李元纮阻止屯田關輔。
開元年間，宇文融負責括田括戶，在括田的政策當中有一項就是罷內外百官職田，給還逃戶及貧下戶欠丁田。
但百官職田被罷后，每畝地要給兩斗粟的地子補償，按照開元年間內外百官職田數據來算，單此一項開支就達到了每年兩百萬石粟。而這些需要給予的職田地子，很大一部分又集中在關中、尤其是近畿的關輔地區。
得獲田地的還逃戶本身屬于輕稅戶，朝廷幾年時間內都不能從其戶中收取到正稅，如此一來就造成了關中地區這一項改革實際上的效果是得不償失。
因此又有朝臣建議干脆以百官職田作為田本，在關輔進行屯田，由此直接獲得收入。
這種思路就是宇文融括田思路的一個延伸和補充，即將分散于州縣的職田以屯田進行公私置換，將這些土地和人口聚集在一起，繞過地方官府的管轄進行特殊管理，從而掩飾關中括田不如預期的情況。
作為宰相的李元纮否決了這一提議，并且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那就是“軍國不同，中外異制”，盲目進行恐怕會得不償失、家國兩困。
作為這一事情反例的，就是開元后期以吏治入朝的牛仙客罔顧軍國不同、中外異制，大肆推行和糴，給大唐的財賦體系和地方的行政與經濟生態都造成了巨大的沖擊與傷害。
至于另一道策問題，江南以布折租，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其根源就在于唐代初期所奉行的以征收實物為主體的租庸調賦稅方法，已經不適合唐代這一大一統帝國生產力的恢復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又由于一直沒有一個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充足的貨幣供給，遲遲難以進行整體的賦稅改革。
李元纮雖然是當朝宰相，但若是講到高屋建瓴的看待問題、指出唐代政治的弊端，他的視野是的確不如張岱這么大和透徹。
許多人講到古人古事，往往有一種不明覺厲的濾鏡加持。
但事實上大部分古人終其一生所接觸到的人事、所經受的觀點碰撞以及對所處世界的了解，都不如后人一年所接受的那么多，當然天天看營銷號那嚴重閹割的觀點灌輸的例外。
張岱也不知道接下來還會不會有什么人和事來打斷他的解試，便也不再故弄玄虛，拿出紙筆來便開始奮筆疾書、伏案答題。
張均還在外邊低頭盤算著稍后怎么拖延應答策問，他倒是能想明白李元纮并不是針對他兒子、而是在針對他。
所以如果張岱應答不合格、被李元纮抓住痛腳后，他兒子解試過不過得了還是其次，他自己則就要被大加責難，甚至難能繼續立足于中書省。
可是他這里剛剛組織好說辭，再抬頭看去，卻發現他兒子非但沒有推脫，反而已經開始揮筆答題起來。
“這逆子當真驕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