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創辦雜志這件事，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占據輿論的高地，那么無論當任何浪潮到來的時候，總歸是有一些發聲的機會，能有機會為這個時代為這個社會為個體的人爭取到一些權益。
而倘若發聲的機會逐漸喪失，微弱的個體的聲音逐漸被其它更強更大的聲音碾壓過去，那么所謂的媒體和雜志其實已經漸漸失去了它的意義了。
在如今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們往往就是通過創辦雜志的方式來傳播思想，啟迪民智，從而為新的時代的到來創造機會。
在正常的歷史當中，正是在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和帕納耶夫等一眾人的努力下，才讓他們接手后的《現代人》成了宣傳唯物主義和農民革命思想的搖籃。
而在更后面的歷史當中，一份名為《新青年》的雜志的創辦，也將為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提供思想上的助力。
那么問題就來了，知識分子們都能懂的事情，偉大的沙皇陛下能不懂？
于是在1848年之后，深深忌憚革命熱潮的沙皇陛下，將他那介于無形與有形之間的大手一揮，于是雜志報紙淪為了沙皇的喉舌，所謂的進步雜志和媒體紛紛被查禁，帝國上下不允許任何不和諧的聲音，那種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境界猶在眼前！
不過現在的話，由于歐洲的各大革命老區還沒有開始發力，俄國這邊雖然管得嚴，但沙皇陛下的大手終究還是沒有持續揮動。
但偶爾那么一揮，也搞出了一個不準創辦新雜志的政策。
也就是說，如果米哈伊爾他們想要搞一份新的雜志，只能是從現有的雜志里面接手一份，然后再著手將它改造成屬于他們這些人的雜志。
而在決定好搞雜志這件事之后，關于接手哪一家這個問題，涅克拉索夫他們其實討論了很久，只因這一時期的大多數雜志都辦得死氣沉沉，而他們也只能在《燈塔》、《芬蘭導報》、《祖國之子》等小部分雜志里面選。
不過這個問題并沒有困擾他們太久，隨著米哈伊爾的出場，直截了當的一句：“《現代人》怎么樣？我認為是最適合的。”，就解決了眾人困擾的問題，從而將辦雜志這件事又往前推了一步。
順帶一提，關于開辦新雜志這件事情，其實算是一個半秘密的狀態，米哈伊爾當然提過這件事，但更具體的細節并沒有在眾人面前多說什么，畢竟要是被什么額外的因素給影響到了那就不好了。
別的先不提，只說屠格涅夫這個大嘴巴，但凡在他面前稍微多談一點，估計他改天喝點馬尿就開始吹牛逼，然后三下五除二就將這件事給抖個干凈。
因此盡管米哈伊爾上來就對別林斯基說了那句話，但更詳細的事情，其實還是等聚會結束所有人紛紛離去后才開始談的。
而在場的人，差不多就是帕納耶夫和他老婆，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以及米哈伊爾。
總得來說，米哈伊爾和涅克拉索夫當然是賺到了一大筆錢，但是要想將雜志給好好辦起來，這點錢多多少少還是有點緊張，因此最好還是將帕納耶夫這位既有點錢又有人脈關系，同時還是一位優秀的出版商給拉進來。
不過即便到了這一步了，帕納耶夫多多少少還是有點疑慮，只因辦雜志的錢確實不是小錢，而一旦雜志陷入泥潭當中，那么即便是帕納耶夫這種貴族也很有可能深陷債務、抽不出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