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從嘉靖后期以后，政治日益腐敗。明穆宗到神宗時期，雖然有張居正等大臣推行財政和軍事改革，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明朝的頹勢，但是終究是曇花一現。很快明神宗又開始長期怠政。萬歷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明神宗開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同時，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
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歷十七年（1589年），明神宗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至于貪財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后，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搜括民財。
萬歷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間，明神宗針對邊疆的問題，發動了萬歷三大征，耗費了大量帑銀。萬歷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寧夏銀川反叛，明神宗派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松為總兵，率軍平叛，一舉平息了哱拜之亂。[9]從萬歷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朝鮮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10]朝鮮王朝請求明朝援助，明神宗決定派兵到朝鮮，援朝抗倭。這場戰爭時斷時續，前后進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豐臣秀吉去世，將侵朝日軍撤出朝鮮。萬歷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貴州遵義地區）宣慰司使楊應龍發動叛亂，明神宗朱翊鈞派兵平叛。這場戰爭時斷時續，一直到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結局是明軍八路進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楊應龍之亂。[11]這三場戰爭也嚴重消耗了明朝的財力。
其三·大明年遼東防務吃緊
明朝統一中國后，在東北設官置治，建衛設防。萬歷時從鴨綠江至嘉峪關設置“九邊”即九個重鎮，其中遼東轄今遼寧大部地區。明朝對女真各部的統治，一面以羈糜政策籠絡其首領，封官晉爵賞賜財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對立，以便分而治之。
在明與后金對抗中，居于開原附近的女真族葉赫部，為避免被努爾哈赤吞并，依附明朝，反對后金。鴨綠江以東的朝鮮李氏王朝，也傾向于明朝。蒙古察哈爾部，住在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與承德之間，與后金對立，但同明的關系也好壞無常。住在大興安嶺南部的蒙古科爾沁部與住在大凌河以北的蒙古喀爾喀部，傾向并依附后金，常與后金配合，襲擾遼東。
萬歷朝鮮戰爭后，遼鎮的戰斗力開始下降精銳損失殆盡。短時間無法恢復據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統計，遼東原有兵額，至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只有，也就是說減少了60%；壬辰戰爭后，遼東兵力之不足、防御之單薄可見一斑。明朝晚期，因忙于鎮壓關內農民起義及高淮亂遼，無力顧及遼東防務，駐守遼東的明軍，訓練荒廢，裝備陳舊，缺糧缺餉，虛額10余萬，實有兵不過數萬。加上政治腐敗，守備分散，軍隊戰斗力差。在遼東形勢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徐光啟對女真人的戰略則與韃靼不同，且不斷變化。他首先提出練精兵，聯合朝鮮和北關（海西女真的葉赫部）的軍事進攻戰略。他認為以訓練的精兵出關，“益以遼士二萬，北關一萬，更欲徵朝鮮二萬，兩路牽制，一路出攻，約周歲之內，可以畢事”。為了聯合朝鮮，他請求親自出使朝鮮。后來的薩爾滸之戰，明廷雖然采用聯合朝鮮和北關的戰略，但第一沒有精兵，第二戰爭指導錯誤，不是一路出擊而是四路出擊，互不協調。當時徐光啟就指出：“四路進兵，此法大謬”，并預言努爾哈赤一定“并兵以應一路，當之者必杜將軍矣”。事實果如徐光啟所料，努爾哈赤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首先迎擊杜松，致使明軍大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