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后的京城，白天顯得格外漫長。晚上7點出頭，京郊的天色依然亮堂。
皎潔的月亮已經從西邊升起，下山的太陽卻仍散發著余熱。
一列綠皮火車拉著上百節車廂的貨物，從南面而來，緩緩駛向即將到達的目的地。
火車頭上的鳴笛，嗚嗚作響了足足有十來分鐘，才漸漸弱下。
就在距離鐵軌不遠的地方，一大片四四方方的建筑，被四面更加四四方方的圍墻圍住。
圍墻正南面的大門入口處照壁上，刻著對絕大多數生活在1995年的中國人來說，都略顯陌生的單位名稱：中社科局附屬研究生院。
這間以哲學和中國近現代史及黨史理論研究著稱的副部級機構，此時的職能定位還略顯模糊。既不是純粹的行政機關或者事業單位，也無法被看作是一家獨立的高等教育機構。
畢竟天底下沒有哪所大學，是只收研究生而不收本科生的。
不過機構內部的人，倒是對眼下這種明明連高考志愿代號都沒有，卻又有資格培養自己的碩士和博士的學術特權，感到不小的快意。
早些年社科研究在國內受壓迫得厲害。且尤為糟心的是，這種壓迫竟主要是來自底下，而非上面。在還沒從中科局囊括萬千學科的大系統中分離出來之前，歸中科局直接領導的社科部門，每天都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和某些沒讀完初中就覺得自己已經掌握了世界的奧秘，滿腦子只有非黑即白這一種思維模式的二傻子們解釋：
社會科學也是草你奶奶的科學的一部分！
還有我們搞文史哲研究的人——不！是！騙！飯！的！
十年浩劫平息后，社科局終于掛上了獨立的衙門招牌。
中國最頂尖的一批文史哲專家，總算再也不用擔心那些干著種白菜的活卻操著世界大同的心的人，一邊口口聲聲叫嚷著“科教興國”，一邊又沒完沒了地給中科局領導寫信，要求削減人文社科研究經費，甚至裁撤掉整個社科研究機構。
即便八十年代國內又掀起了一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以及“聰明人學理科，傻子學文科”的輿論風潮，可彼時已經有了獨立辦公機構和經費來源的社科局，已經絲毫不懼這種口水仗。社科局在浩浩蕩蕩的攻擊言論中巋然屹立，一直堅守到八十年代末，等到中國的文學熱和國學熱并起，社科局也終于等來了市場的春天。
笨蛋們沒人搭理了。社科局自己的碩士和博士，則跟下餃子一樣，成片成片地學成畢業，走上各要害部門的管理崗位。
滿頭白發的荀建祥站在辦公室的書桌前，從頂樓眺望駛遠的火車，沒來由地想起自己這幾十年來的辛苦，嘴角揚起微笑。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大口從今天早上到現在已經不知道沖了多少次的茶，然后低下頭，看了擺在面前桌上的東西。
那是一份剛剛從滬城發來的傳真。
“老師，郭老師說非要你親自看看。”辦公室里還站著一位四十來歲、文質彬彬的中年人。
荀建祥放下杯子，從口袋里掏出老花鏡戴上，笑著說道：“你這個郭老師，好好的京城不待，大老遠跑去滬城當什么校長，現在有什么事要聯系還得發傳真，你說麻煩不麻煩？”
年輕人似乎有點不給面子，笑著回答：“發個傳真，也沒多麻煩吧？”
“行，反正跑腿的也不是我，你就替你自己的老師說話吧。”荀建祥說著，拿起了傳真。他看東西的速度很慢，寥寥一千多字，足足看了十來分鐘才放下來。
年輕人馬上問道：“荀老師覺得怎么樣？”
荀建祥放下傳真，摘下眼鏡，很認真地搖了搖頭，評價道：“不怎么樣。前面的內容，也就是在方向上有點意思，可是論述太簡單，完全看不出系統性。后面半段就是胡扯了，邏輯勉強自圓其說，不過怎么寫著寫著就成小孩子寫作文了？你們老師發這東西給我，到底想干嘛？”
年輕人笑道：“荀老師，您還真說對了，這就是一篇考場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