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其瑞一開始還沒往瓷器有問題的方面想，心里還覺得有些意外，這件琺瑯瓷碗明明價值跟兩幅畫差不多嘛，還是在趙琦的心目中，覺得自己的瓷器價值要高一些，他不想占便宜？
但沒過一會，他就覺得有些不對勁了，哪怕自己的瓷器價值高一些，也高不到哪去，趙琦何必這么說呢？難不成是因為……
溫其瑞又看了看桌上的瓷碗，低著頭琢磨了片刻，隨即誠懇地問道：“小趙，實話說，我對瓷器的研究并不是很深，你告訴我，東西是不是有問題？”
趙琦聽了這話，也就直言道：“溫老，我個人感覺東西是老的，但不到代。”
溫其瑞說：“愿聞其詳。”
趙琦點了點頭，娓娓道來：“事實上，琺瑯瓷的仿制很早就有，但一直是私下的行為，不能擺到明面上。直到清末以后，尤其是入于民國，社會改變，在瓷都的御窯已完全解散，其工匠技藝或并之瓷業公司，或轉向民間，故琺瑯彩瓷的仿制已進入了公開而全面的時代。
一方面，從宮內流出的器皿日益增多，社會上舊王公貴族由于失勢求生也轉賣一些舊藏，再加上1924年在故宮博物院開放之后，真正的‘瓷胎畫琺瑯’展覽，終于正式向社會露出其‘廬山真面目’。
另外瓷都還有大量的清代舊胎，于是，琺瑯彩瓷仿制的真正‘黃金時代’到來了。此時出現了一批仿清宮‘瓷胎畫琺瑯’的名手。有的用康雍乾的舊胎質加彩，有的系新胎加彩。
您這件琺瑯彩碗，就是在康熙素白瓷上后繪琺瑯彩，所以從胎上來鑒定便失去意義了，只能從彩上來分辨。
不得不說，這位仿者的繪畫水平也頗為高超，但比之康熙時期的官窯作品，還是差上了一些，紋飾沒有真品揮灑自如之感。
最主要還是它的發色劑有區別，它是由微量黃金配制成的‘金紅’，而傳統的紅彩均為銅紅或鐵紅。這種‘金紅’色料在康熙年間始有進口。上彩方法也有不同，民國仿品施彩使用膠水或清水，而康熙琺瑯彩瓷開始使用油，帶有西洋油畫風格……”
聽了趙琦一番詳細的講解，溫其瑞再仔細辨認，又讓趙琦稍等片刻，出去了一會再回來，便向趙琦行了一禮：“小趙，鬧了這樣的烏龍，鄙人很是慚愧，但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發誓，我并不知道此物是民國時期的仿制品。”
趙琦連忙往旁邊讓了讓，說道：“溫老，您無需這樣，我就沒有聽說過，咱們這行有誰能夠保證自己不打眼的。”
溫其瑞態度誠懇地說：“不管怎么說，這事的責任在我，這樣吧，我帶你去我的藏品室，隨便你挑總價在六十萬以內的藏品，無論幾件都可以。”
趙琦知道這是溫其瑞是為了避免剛才那樣的情況，才想出這樣的想法，但這么做也有一個問題，每個人對古玩價值的認知是不同的，到時他選了一件藏品，他認為價值十萬，溫其瑞認為價值十二萬，這事怎么解決？
況且，要是他看中的是溫其瑞的心愛之物呢？
他想了想，便笑著說：“不用這樣，我相信您的眼力，東西還是您選吧，而且也不用60這么多，55萬就可以了。”
溫其瑞見他這么說，心里也很開心，他擺了擺手：“不管你是多少錢買的，在我心目中，這兩幅畫就值60萬。”
兩人說了幾句客套話，溫其瑞也覺得讓趙琦挑選有些不太合適，便還是自己去了。
這一回，趙琦等了十多分鐘，溫其瑞手里捧著兩只盒子走了進來。
趙琦打開其中一只盒子，只見里面是一對小天球瓶。
天球瓶這種造型在明永樂、宣德朝已甚為流行，清代官窯沿用此器形，多見雄偉高大之品。而小尺寸者，清宮檔案名為紙槌瓶，乾隆皇帝尤為喜愛，在御制詩注解中稱“膽瓶、紙槌瓶皆瓶式之最佳者”。
這對小天球瓶通體最多只有十厘米高，造型敦厚，把手可玩，通體施仿哥釉，釉面布滿金絲鐵線，氣韻古樸，底部留有“乾隆年制”四字二行篆書款。
此對小瓶為乾隆時期仿哥釉之精品，并且是乾隆宮廷賞玩之器，或置放于多寶閣中陳設，器形精巧，是同類器中尺寸最小者，存世器比較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