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談不上“奉命漲價”，但東京的大小糧商們，可都趁著這個機會，大膽地漲價。否則，以東京市面上正常的糧食物資供應，即便出現了戰爭與減產這樣的客觀因素，也不可能呈現飛漲的態勢。
一直以來，在朝廷的壓制下，低廉的糧價，讓諸多糧油商人獲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糧商，也只是靠著規模方能維持。
微薄的利潤，也曾一度讓大量糧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漲，也是為了提升一下糧商們的積極性，方才采取的放寬。
而過去壓制得有多狠，釋放出來的時候就有多瘋狂，過去半年糧價的變動，已然證明了這一點。朝廷的有意放縱，再加上利益鏈條上的饕餮們瘋狂食利，共同催發了這一場“糧價闖關”。
當然，糧價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隨著的，是各種生活物資的價格上漲，油鹽醬醋，都是這般。而與糧價的上浮相比，鹽價的表現，則要更為顯著。
到開寶二十二年四月，東京鹽價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與糧價還有后續的平抑打壓不同，鹽價上升之后，似乎就沒有落下來的意思了。
在中唐時期，有天下財稅、鹽利其半的說法，而到如今，大漢朝廷才真正開始揮起鐮刀，無情地收割著鹽事帶來的利益。
迫于這些情況，京畿地區，也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一場搶購物資的狂潮，這固然在物資供應上帶來了巨大壓力，但同樣的，也讓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銅錢。
再多的喧鬧，終有平息的一日，隨著朝廷對各項生活必備物資的指導定價頒布，這樣一股漲價浪潮也終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劇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開始難熬了。
這一場“價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財政司的主導下進行的，劉皇帝雖然一直關注的，但始終沒有發表看法，一直持默認態度，從頭到尾都沒有插手，只是任他們施為。
出現了問題，必需要尋求解決的辦法，而在解決舊弊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時的利弊上，總是選擇趨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這是劉皇帝向來提倡的。
如果說，過去大漢的繁榮是建立在龐大的農業體系上，朝廷通過對農民吸血，來維持開寶盛世的繁榮，那么從此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矛頭將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賈、小士民及小手工業者，過去農民身上承擔的壓力，也將有一部分轉移到城鎮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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