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開寶年后，東京每年由外部輸入的各類糧食物資，基本穩定在七百萬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動，變化也不大。早年的時候，劉皇帝深受缺糧之苦，因此養成了儲糧的習慣。
而在整個京畿地區，在那些分布于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倉庫，朝廷始終維持著約兩千萬石的糧食儲備。這個數量不算少，至少可滿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實上要更久。
按照當初劉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儲存至少十年國用，也一度按著這個目標在做，只是后來發現，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來，同時，每年還從官倉中劃撥糧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資源，即便糧價再高，都能夠隨時平抑調節，也是此前一直坐視糧價上漲的底氣所在。
從四月開始，僅在東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兩百萬石米、粟、麥等糧食物資。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在東京士民頭上飄飛了數月的糧價頓時被打壓下來，如水銀瀉地一般，半個月內，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顯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認為比較合適的糧價。對于絕大部分東京百姓而言，這仍舊是一個不低的價格，畢竟與最初相比，也漲了接近一倍，但與六十文一對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難以接受了。
但不論如何，在朝廷主動出手平抑后，東京民情民困，終是得到了緩解。大漢的百姓，不論市井百姓，還是鄉野小民，從來都是溫馴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還能過得下去，就能得過且過，只要不把他們逼到絕境，就不會出現大問題。
在這場糧價瘋漲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兩京士民為代表的百姓，但對全天下的農民來說，卻不啻于一場福音，至少，在過去的半年時間中，同樣的糧食能夠換取更多的錢財。在這個前提下，他們的日子也確實能夠得到改善，填補稅收的糧食減少了，用于生計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這股風潮之中，攫取了絕大部分利益的，顯然不可能是農民，而是壓在他們頭上的貴族、官僚、商賈這樣的剝削階級。
至少，那些從事糧食貿易、運輸以及相關產業的商人，是飽食一頓，賺得盆滿缽滿。過去的二十年，大漢商貿日益發達，但商賈的地位，卻沒有本質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時不時地收割壓榨一波，也讓許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時，也不得不多添幾分小心。
當然，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聲名在外、腰纏萬貫大商賈，一般的小商小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論大小商賈，在有些行當，極其注意自己的商譽與行為。
尤其是糧食這種關乎國計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亂來的，畢竟，朝廷上上下下，盯著的人實在太多了，別說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機會都要進言，敲打一番。而大漢的糧商們，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稱嚴苛的懲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貪婪之心，僅在東京，過去因為哄抬民生物資被抓捕、抄家、處刑的商人就達數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寬乃至放縱的態度，幾乎是擺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難以察覺，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豈能不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