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秋，西京的士民百姓們又將迎來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延康大街依舊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太和樓也依舊屹立在最顯眼的街市上，遙望皇城。
樓內的格調依舊很足，賓客不是達官顯貴，便是高門貴子，抑或是知名學子，它的門檻依舊是這么高，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夠跨越。
比起街市上的喧囂，樓里實在要雅靜許多，悠揚的琴聲悅耳動聽，讓在座賓客都不禁陶醉其中，而琴臺上，正沉浸其中，撥弦撫琴者，乃是一名長相俊朗卻頭發花白、胡茬唏噓的中年人。
當然，他還有一個更讓人在意的身份，太和樓的主人，吳國公劉暉。
劉暉是實實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即便生活待遇沒有怠慢，但精神與心氣上的打擊卻是巨大，僅僅看起形象、行為的變化就可知了，那股子沉淪的氣質總能給人帶來一種戚戚之感，在宗正寺的時候，劉暉又給自己取了個雅號戚然居士。
期滿釋放之后，回到公府，劉暉將公府所有事務的處置權力都移交給長子劉文渝，若不是禮制所限，他甚至想把吳國公爵也提前傳了。
而劉暉自己，則不再關心那些“俗務”，而是縱情聲色犬馬，專注于飲酒撫琴，詩詞創作。曾經喧鬧一時的流光園，早已落寞，于是劉暉轉移陣地，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樓來。
多年的發展下來，太和樓已然成為京中名流顯貴匯聚之所，當然類似的場所京中還有許多，而其最特殊的一點在于，他還是供京中官僚、士子盡情論鍵道政之所，尺度之自由，甚至比朝堂上還高，畢竟太和樓的氛圍沒有那么嚴肅，也不用太多的顧慮。
而這一份特性，對于許多不在其位的邊緣人物來說，是極具誘惑力。因為隨著名聲的傳揚，前來太和樓觀摩旁聽的，還有許多真正的顯貴，這是懷才不遇者，一個自我展示的平臺。
此時在大堂間，就有三人爭辯，史館修撰劉筠、翰林院校書郎楊億以及弘文館校理朱祺，三人都是明經進士出身。
在大漢，實務官自然是年紀越大越好，相比之下，研究經文學問者，卻是突出一個“出名要趁早”。這三人，如今都還不滿三十，卻已勝過成千上萬的“庸碌”之輩，可謂年輕士林中的翹楚。
尤其是楊億，又是一個神童，七歲屬文，十一歲時便在京中著喜朝京闕一首，流為傳奇，并且楊億還是最近十年，唯一一個未經科考，直接靠翰林院面試被賜進士出身的人，可謂破格提拔，這樣的人，可見其在文才上的稟賦與成就。
劉筠則不似楊億那般驚艷眾人，明經科中第之后，也表現得不聞不火，還是在做編修期間，為李昉發掘，帶入文苑英華的編纂團隊，由此才情漸展，尤以詩詞聞名。
至于朱祺，簡單地講，這是湘江學派中的后起之秀。當年世祖南巡時，曾與湘學領袖廖明永相談，對他們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十分欣賞，于是讓他推薦一些出眾的士子北上，于是開啟了湘學向大漢上層傳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學派、理論的傳播與發展，都離不開政治大廈的支撐，湘學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適圈后，在京畿的發展并不算順利。
雖有世祖遺命可做背書，但世祖終究已經遠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劉旸雖然對他們事君與務實的態度比較欣賞，但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學術派系里，湘學是極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學還是在數年下來有了一定的傳播，在京畿也站穩了腳跟，并且由湖南官商們集資修建了一座湘江會館，用以傳播講授湘學理念。
究其根本，還是很多文人士子發現了，湘江學派搞的那一套，即便過于逢迎諂媚皇帝與權貴，但卻容易受到上面認可，對做官上是有理論幫助的。而當官，這可是幾乎所有大漢讀書人的信仰。
進入雍熙年來，湖南那邊又組織一片士人北上，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闈之中，高中明經科第一名，也是個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辯。
而此時三名青年文壇俊秀辯論的，還是朝中老生常談的“農官”問題，從世祖時期起，不論朝野，對于朝廷科舉設立農科、農業委派農官等等舉措，輿論上一直都在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