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畢竟情況特殊，世祖崩于外，又無遺詔留下，更重要的，世祖駕崩之于太宗駕崩，雖然都是天崩地裂，但帶給人的震撼已經帶來思想上的混亂，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而經過太宗劉旸在制度上十數年如一日的堅持匡正完善，大漢帝國的政治已然足夠成熟穩定，趨于理性。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由太宗劉旸主導的雍熙時代，就是大漢帝國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階段。
在劉旸嘔心瀝血、勵精圖治下，大漢帝國度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安定、清平、繁榮與富強，在一干雍熙名臣的輔佐下，太宗皇帝親手勾勒出了一幅盛世輝煌的歷史畫卷。
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親手創造的一個偉大的、波瀾壯闊的武功盛世，其下啟者，則猶待少年天子劉文澎及帝國上層的當權者們去開啟，而打開那扇門的背后，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輪盛世，還是治世，乃至亂世，也有待時間的檢驗。
時間進入到平康時代，皇帝變了，年號改了，歷史翻開了一頁新的篇章。與此同時，帝國上層階級沒變，政事堂掌握大權的那些公卿重臣們沒變，沿襲自雍熙時代的政風也沒變。
至少可以說，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個大漢帝國，似乎除換了一個皇帝之外，一切仍舊按照雍熙時代的成例，憑借慣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軍事、經濟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規矩與制度，依舊長久地指導著新朝的君臣，也約束著體制內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頭打破這種慣性與平衡
少年天子劉文澎，既沒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鐘，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積累、堅忍不拔，實事求是地講，他并沒有把控大漢帝國這艘巨輪的穩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繼位之初，他不具備這樣的手段與實力。
因此，他無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動積極且迅速地樹立自己的權威，在帝國上層注入自己的意志與理念。
蕭規曹隨，垂拱而治，做一個太平天子，未嘗不是一條“康莊大道”。然而，那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大漢帝國的君主專制體制中，皇帝擁有太強的主導權了，而帝國的政治生態中，也早已注入了“強人政治”的基因，即便是那些溫文爾雅的高官儒士，在帝國權力的角斗場中廝殺起來，那也是張牙舞爪，猙獰可怖。
因此，平康時代的平靜，只維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在這半年時間里，小皇帝劉文澎高居寶座，學著、試著怎么做一個皇帝的同時，并不能完全享受作為大漢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全部權力，軍國大事皆有雍熙輔臣操持，國家政令悉由政事堂發布，用那些輔臣的話來講，天子年幼，還需讀書明理識政，至于政事，自有老臣奉太宗遺詔操持。
且不提皇帝劉文澎對此作何感想，繼位不久，權威不固的少年天子，對帝國那套運轉成熟的機制，實則并不能發揮太大的作用。處于一種空擁寶器，而不知運用法門的狀態。
而對這種臣權蓋過君權的情勢，最不能容忍的，也最先發作的，乃是升格為太后的慕容氏，也是由慕容太后，親手打破了太宗皇帝為劉文澎構建的保駕護航的帝國上層權力格局。
平康元年七月，在慕容太后與尚書左丞慕容德豐的合謀下實則為太后逼迫，一意孤行，慕容德豐不得不從，糾集一干朝臣，討論“封國王就國制”的問題。
提出此議，除了針對奔喪結束后仍舊逗留京城的安南王劉文渙、林邑王劉曙、安東王劉文淵之外，最主要的，則是高居宰堂的趙、魯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