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皇登基開始，大漢帝國屬于康宗劉文澎的時代，也就徹底過去了。包括劉文濟在內的歷屆大漢皇帝，論繼位之平順，國勢之穩定，處境之優越，沒有誰比得上劉文澎。
然而，八年的時間下來，今時之帝國比之平康初年，也發生了大變樣，狀況不是那般良好。
皇權勢弱，朝政不穩，政治也難談清明，權貴之間矛盾重重，吏治又如脫韁野馬般失去約束，冗官冗員，奢靡、攀比之風再起，太宗時代的種種規矩與優良作風被打破
唯一值得稱道的，或許在于民間經濟依舊極富活力，取得了更進一步發展，但貧富差距的拉大緊隨其后，地方宗族豪強、鄉紳地主猖獗之勢復萌。
而從雍熙盛世，發展到平康“小康”，康宗劉文澎顯然身負不可推卸之責任，畢竟，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具備足夠的自理能力。
然在康宗的立場去自省，似乎又有幾分值得“理解”的地方。平心而論，康宗或許不英明，但足夠聰明；他荒唐任性，但并不殘暴；他好樂怠政，自尊自得，處事唯心，化國器為私用，視天下為私產，但對國家之傷害，或許還比不上史冊上諸多“有為”之明君的功業之心帶來的負面效果。
終康宗時代，雖然排擠了不少功勛老臣，貶逐了不少忠正之士，但從未擅殺大臣。或許并不能公平、公正地對待那些功臣耆老，但對于大部分人，還是給了一份基本的體面。
說到底，拋開皇帝的身份不談，康宗也只是一個普通人，處在了一個不那么適合他的位置上。傲慢、虛榮，沒有進取心，祖宗傳給他一份堪稱歷史之最的龐大資產，天下財貨、億兆子民，任他予取予求，在世界祥和、大志不足的情況下，不享受，不揮霍，不浪費，又讓他做什么
以世祖、太宗的標準去要求康宗，簡直是對他的苛求，他是個凡人，有凡人的貪惡私欲，他的所作所為，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專制君主的作風與標準。
事實上，一直到死，康宗都還得感謝世祖、太宗二帝，尤其是太宗皇帝。若不是他們留下的帝國底子夠厚，經得起他造，或許“康”這個廟號都輪不到他。
若是換一個歷史時期，相同的作為，或許“僖”、“熹”、“閔”、“質”之類的廟號就給他安排上了。
關于康宗廟謚，朝廷內部也經過一番討論，著實費了一些腦筋。惡謚是不可能的，否則平康時代的公卿大臣們何以自處，又將何以謝天下溢美之謚又不能唯心地給，最終給了“康”這樣一個非傳統的上號，謚號也要“短”很多，曰睿明武閔孝皇帝，實在是沒法再往他臉上貼金了
當然，站在新君劉文濟的立場上，或許更傾向于康宗一個下謚，不過，最終他還是認可了群臣的建議。從年號，到先帝謚號，劉文濟都是一貫的從諫如流，這也是端拱時代劉文濟治政的基調。
康宗畢竟是走了，給初登大寶的劉文濟留下的，則是一個極其復雜且麻煩的局面，大漢帝國顯然又染病了，這一回，則需要劉文濟這個“醫者”來診斷、治療。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還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皇位，這是一切作為的基礎。對此，即便沒有蕭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與認識。
問題是嚴重的，挑戰是艱巨的，然而，對劉文濟來說，再難也難不過十數年失望乃至絕望的堅持與煎熬，難不過地數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蟄伏觀望。
當劉文濟登上御座，安居龍床，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諸國使節朝拜時，他便知道，最艱難的時刻已然過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氣與自信來源。
劉文濟可不是稚嫩的劉文澎，從小飽受世祖、太宗熏陶，又在帝國體制內摸爬滾打二十余年，經受過的磨難與歷練，讓他從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滿了睿智，對帝國的人、事、制度，他看得可遠比劉文澎要清晰、深刻，當他坐到皇帝這個位置上時，也更懂得怎么發揮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