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書劉繼昌，他的經歷實則也具備一定傳奇性與勵志性，他雖然是徐王之子，但只是養子，并且實際出身還帶有一絲污點，其親祖父乃是乾祐早期被世祖皇帝列為禍國殃民典型處置的皇叔劉信。
劉繼昌的治政能力并非頂級，品行難談端正，更少氣節，卻能一步步爬到帝國宰相之位，主掌吏部天官，這其中，除了非凡的機遇之外，便是敏感的政治嗅覺，以及出眾的投機本事了。
至少，能夠同時得到世祖、太宗兩代先帝的認可，在斗爭復雜的康宗朝間也穩穩地成為最后的勝利者之一，這本身就是能力的體現。
不過，隨著年紀漸長、功臣名就，劉繼昌也漸漸喪失了曾經賴以騰達的性格與氣質，他的嗅覺不再敏銳，目光也日漸狹隘，居天官之任，望首相之尊，只為一家之私。
在過去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朝廷內部的斗爭依舊沒有停下，趙王雖然從邙山回到京城王府靜養，但一拒絕了皇帝回報性質的權位，二則也不過問朝廷事務，因此，端拱初期的朝廷中樞權力之爭，就在尚書令向德明與吏部尚書劉繼昌之間展開。
一朝天子一朝臣，劉文濟登基，掀開了大漢帝國歷史的新篇章，對康宗時期的諸多“用人之弊”自然也要進行整改，就是劉文濟不發話，如劉繼昌者也會主動推進。
于是王欽若、丁謂等因為“幸進”邁入高官行列的平康臣僚，相繼得到打壓，王欽若因為有劉文濟的維護，尚且能在政事堂堅守著，已經升任開封府尹的丁謂則比較倒霉，在一件殺人命案的審理中因為用刑過度、致犯死亡、有違法度，而被貶到鳳翔擔任知府。
舊人去，新人來，而圍繞著打壓平康朝臣留下的空缺，向德明與劉繼昌二相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不只是那些職缺，還針對各自派系的人進行攻訐。
向德明背后有軍功貴族，劉繼昌則得到那些從政宗室的支持，向德明掌握尚書令大義，劉繼昌則有吏部尚書的職權優勢，因此，一時間雙方是旗鼓相當。
向劉之爭不亦樂乎，倒是讓帝國越發固化上層階級多了些活力，朝廷要職、地方封疆的變調動，進入了大概十年來最頻繁的一個階段。
而整個斗爭局面，都是勛貴勢力之間的角斗，那些庶族官僚出身的人，則是被聯手排斥打壓，即便是宰相王欽若，在政事堂也是被欺負得不要不要的，總有人拿他在劉文濟繼位前后的朝秦暮楚來嘲笑他，王欽若終究是文人，面皮薄，也不時到皇帝面前訴苦告狀
對于這些，皇帝劉文濟是端坐萬歲殿中，洞察其理，卻又隔岸觀火。一方面是漠視當權者對康宗舊臣的打壓，他需要從各方面清理屬于康宗的影響，一個八年的帝王，即便再混賬，留下的痕跡也足以烙印到帝國的根骨上，而當權者做的，正是他想做的。
同時，如王欽若、丁謂能臣，被打壓得越狠，越無助，就越會向新皇靠攏，為劉文濟所用。而康宗提拔的諸多大臣中，劉文濟看得上的，也只有王欽若、丁謂罷了。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天然弱勢”的新君，劉文濟也需要這些秉政的權貴們斗起來，相互牽制，才是對他最有利的，當然需要斗而不破。
只不過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以及強大的掌控能力，否則容易玩脫。也需要斗爭者心中有譜，知曉分寸，向德明乃是水火里磨練出的俊杰，分寸把握得還不錯，在權爭的過程中，還能顧全大局。
而劉繼昌，經過一段時間的密切關注觀察，劉文濟對這個名義上的皇叔是大失所望，別看他履歷扎實，且早年有“干才”之名，但在中樞的表現，比起素以“愚魯”著稱的魯王叔劉曖，差的不是一兩條街的距離。僅以私欲凌于公權這一點，劉繼昌就很難獲得劉文濟的好感。
當然，劉繼昌看起來也并不在意新皇的好感，在御前也顯得不那么自覺，皇帝相召，拖了足足半個時辰，方才慢吞吞地前來拜見。面圣之時，行禮的語氣與姿態，也很顯得很矜持，全然一副等著皇帝賜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