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本身的傷亡，尤其是作為根基的漢族軍事力量，遭遇了封國以來最嚴重的損失，這是很影響統治力的事情，不能等閑視之。這一仗，也讓三國高層收起了那種并不明顯但根植于骨子的傲慢與狂妄，至少真正意識到，那些大食人、ys人，不全是任其宰割的綿羊。
而于三國影響意義最為深遠的是，也正是從本次大戰開始，三國那種自“安西都督府時代”延續下來的親密無間的關系，開始清晰起來，三國之間，在政治、軍事上開始越發獨立起來。
三國高層，第一次真正地對各自未來發展進行深徹認真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局限于“西征擴張”這樣近乎于政治正確的戰略框架下。
事實上，從世祖皇帝分封伊始，三國之間就有核心利益上的不同乃至沖突，而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也注定了他們在戰略發展上的分歧。
過去因為血脈關系、歷史淵源以及ys勢力的威脅，三國不得不囫圇著、湊合著過日子，但“五次大戰”之后，湊合顯然是不可行的了。而后續十來年間，三國在確實在戰略發展上，各自為政了。
北廷國徹底從河中地區退了出來，專心經營國內，向北發展的同時，積極地與帝國溝通，加強各方面的聯系。
安西國這邊，劉旻也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他將都城從碎葉遷到了河中城原薩曼王朝首都蒲花羅，今布哈拉。畢竟當時的安西國，已是一個橫跨七河流域、地涉數千里的中亞大國，碎葉這個王城，居于東陲，雖然條件很多，但也的確不適合作為新安西國的都城。
遷都之后，劉旻沉下心來，繼續著他的改革發展，與安西臣僚們對國家做著一些深刻而扎實的規劃，對ys世界的征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苦修內功的同時，擴張的基本國策也不能放下，還是那一點，拼自然發展，安西很難單挑整個ys世界，只不過，劉旻將重點經營方向放在了里海沿岸以及西南的波斯地區。
至于康居王劉曄，他對六哥劉旻本就有意見，兄弟倆打伙過日子，是面和心不和，矛盾重重，徹底分家之后，反倒親近了許多。
背靠安西與大漢，劉曄集康居之力，重點經營“阿富汗”地區，全力與伽色尼爭奪紀渾河上游及其北部地區。同樣是面對這兩國，但兩國各自為戰之后，伽色尼王朝面臨的壓力卻而不減反增。
而于闐國的滅亡，也正是劉曄在與伽色尼王朝相爭的過程中，順手而為的事情。劉曄永遠記得，當年被皇帝二哥強行叫停的事情，因此，在太宗皇帝駕崩之后，就已經蠢蠢欲動了。
真正付諸于行動，則在于于闐先王尉遲寶相薨逝，以及西線壓力的減輕馬哈茂德又南征印度找自信去了。至于中央帝國的態度，不管是此前的康宗劉文澎，還是當下劉文濟，劉曄這個皇叔根本不在意他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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