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能走上高位的人，還得是一些“全才”，要么就是背景深厚。而隨著基礎吏員數量與質量的提升，“吏轉官”這一條仕途路徑，也在不知覺間，打通了許多關節，并不像過去那般困難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皇帝劉文濟所倡導落實的吏政學校，并不可能太純粹，其中貴族也好、庶族也罷，那些勢力群體，都在往里伸手，施加影響力，上下對權力利益的爭斗比拼，轉移了一部分戰場罷了。
這同樣也是一種妥協的結果，沒有權貴階級的參與及支撐，所謂吏政學校，根本辦不起來，也推廣不管，就是劉文濟自己在早年都只是“權貴”。
在吏政治學校于全國范圍內全面開花之時，坐落在京畿的帝國政法大學堂，毫無疑問是所有學校之魁，從中誕生的政治明星也最多，曾公亮、包拯、富弼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帝國上層階級日益固化的時候，劉文濟的吏政學校制度，一方面在加速這個過程，另一方面也在事實上給了天下寒門庶族更多可能，上升渠道并沒有完全關閉，即便這條通道在不斷狹窄化。
這個過程中，庶族官僚群體在壯大，學閥勢力也在壯大，同時地域之間的歧視與黨爭也不可避免抬頭。勛貴官僚，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蟄伏后，同樣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冒頭了，石元孫石守信之孫、張文蔚張永德之孫、李光輔李筠曾孫等，而他們憑借著祖輩的積累，迅速躋身高位。
文官選材越發熱鬧的同時，軍事院校也在劉文濟的推動下得到了極大發展，堪稱是突破性。帝國的“中央軍校”源遠流長，最早能追溯到世祖時期的奉宸營，但嚴格地進行專業分科，卻是在建隆時期，即便只分了步兵、騎兵、輜重、工兵、炮兵五大類，這也是帝國軍事歷史上的一重大變革，這是里程碑式的。
而除了坐落在東西京的兩座“皇家軍校”，在東南西北諸方的核心城市，附屬的軍事指揮院校，也同步展開。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軍事學校的生源，其中一半出自帝國軍隊，剩下一半，名義上自社會上征募，但其中絕大部分，都被軍功貴族及將門子弟包圓了，若非劉文濟劃定了一個“10”的紅線，有志從軍的普通人家是很難通過軍校這一條路實現出人頭地的抱負，更遑論階級躍升了。
比起文官系統，軍事系統總歸是天翻地覆的差別的，其封閉性、傳統性與保守性是極其頑固的，在和平年代，這是個跟需拼資歷與背景的地方，能力只是一個基礎。
當然，一定程度上這也保證了帝國軍隊的穩定，方便朝廷掌控，雖然是與勛貴共掌其權。但即便如此，依舊有一批庶族將領，在這十年內于軍中抬頭，比如種世衡、狄青，尤其后者，可是徹徹底底從草芥一般的行伍士卒，一步步成為大將，入得天子耳，上得黃金堂。
人才的選拔任用之外，劉文濟最大的精力，則在財稅上，通過對鹽務改革以及土地整頓來實現。這兩件事情都不好辦，尤其是后者，劉文濟是用了足足十年時間方才梳理出個結果，初見成效。請牢記收藏,網址最新最快無防盜免費找書加書可加qq群88780506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