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勞永逸的政策，對于這一點，浸淫皇帝生涯的時間越久，劉文濟對此感觸就越深。在法制建設方面，至少在法律條文上，經世祖、太宗兩朝的不斷完善，已經到了一個很全面、詳盡，甚至顯得繁瑣的地步，其復雜、瑣碎堪稱歷史王朝之最。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劉文濟徹底掌握朝政大權以來，對帝國法條的修正動作幾乎就沒停過，事物是不斷運動的，二三十年的時間，很多新事物出現了，帶來新矛盾與新問題，很多就條文也不合時宜了，這些都需要進行適當的刪改與補充。就比如建隆六年的“人口買賣”事件，風波過后朝廷圍繞著移民政策與人口拐賣犯罪打擊，增加了七十多則條文
對法制的修正，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在刪改上，很容易便觸及到一個“祖制宗法”的問題，帝國的權貴中，不管其用心如何，絕不缺少高擎祖宗成法與皇帝角力的人。
雖然最終，往往是劉文濟獲得勝利，但那種體驗、那番滋味，是絕不好受的。同時，僅僅是法律條文的修正就已經極其繁復了，再要落實到執行、監察上，這其中需要打通的環節、解決的障礙，足以讓人頭皮發麻。
拿安西國來說，魏王劉旻在位時，曾頒布了一部大法典，然而那部法典，其內容細節方面，比之帝國制法條文，簡單粗糙了不知多少倍。
就是這樣，到劉旻死時，也才在大法典的基礎上，勉強組建起了一套執行、監察系統，其法制也處在一個很初級的階段與水平。
當然，這也與安西立國之根本“營所制”有關，在軍、營所的管轄之下，王朝法典的諸多事項實則并不適用，也無法通過法制對那些大小封建主們形成有效制約。
劉文澤算是一個有為之主了，綜其統治生涯，除了與伽色尼國打的那場漢伊大戰之外，絕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內部的整頓集權上。
而這個過程也是極其艱難的，最終經其完善的安西大法典，也只普適于王朝中央直轄地區與城市，在封建主們的地盤，名義上雖然推行了，但往往取其利而掩其弊。即便在城鎮地區，因執行引發的抗法、抗稅動亂，也是層出不窮。
安西尚且如此，更遑論體量更加龐大、內容更加復雜的大漢帝國了。平心而論，劉文濟的皇位或許來得有些巧合，但他這個皇帝做得并不輕松，也不容易。論政治上的復雜性，甚至可以說遠超世祖、太宗時期，若是躺著，可沒法將一個帝國帶到其極盛時期。
不過，在對帝國法制抽絲剝繭般推進的修正的過程中，固然遇到了許多困難與挑戰，但在這個階段，也是帝國法制光芒最耀眼奪目的時刻，比之太宗時代更甚，因為劉文濟更需要通過“法”來樹立自己的權威、鞏固自己的統治。
同時，一大批法制人才或者說精通法學的官僚在帝國體制內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每屆明法科取士人數都在提升，從京畿到地方的吏政學校，都以門科目為重，甚至于一些有條件蒙學、小學亦將大漢刑統納入教學內容。
所謂“法儒”，也在這個時期的漢帝國大行其道，上有所好，再加利之所趨，在官在當頭的大漢，就足以形成一股風潮，尤其處在一種具備連續性的政策環境當中。
在完善法制的同時，劉文濟心里實則也清楚，所謂帝國成法，千種法條，萬般律例，其實是很空洞的，很多條制與規定，自確立之后，就一直處于蒙塵狀態，除了清楚地記錄在帝國刑統上，并無太多實際意義。
就帝國權貴治理事務來說，很多情況的應對處理，還是憑借著道德觀念經驗，以及自古以來中國官民的約定俗成，比起繁復的大漢律例，那幾乎是另外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