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種情況，從道府民間打磨出來的劉文濟，是有極深感觸的，但他依舊矢志不渝地在世祖、太宗的基礎上進行法制建設，一方面當然是為了成就他個人的事業與功績，一方面通過強法來強權，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央集權的思想指導下，推動對國家更先進、有效、有力的統治與管理。
有些條制存在的意義，并不在于其停留于紙面的效力，而在于有需要時的利用價值，作為法理依據佐助政治行為，對于統治階級尤其是最高統治者來說，就是一項莫大的價值。
當然，劃定底線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人性本惡，僅靠道德是無法把國家治理好的，而有些人，也很難用道德準繩去約束，自上而下都需要更加強力的約束。
即便這道約束，并不能應付帝國規則下諸多情況。就拿“人口貿易”來說吧，若是朝廷不加阻遏，總有一日，本該享受帝國榮耀、自豪身份的公民，會被完全當作豬仔去販賣，并且毫無顧忌、毫無下限。
對食利者來說，道德一文不值，法律本該踐踏。因此，即便朝廷明示禁令，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度與打擊手段，“移民貿易”依舊沒有停止，只不過從半明面、半官方的狀態轉入地下。
這是帝國中央的權威，是法條的作用，也是其積極意義所在。而所有明里暗的逾制違法，作奸犯科，絕大部分都不是制度的問題，問題在人，畢竟條例是死的，人是活的。
就拿劉文濟對鹽務的改革來說吧，以鹽事之重、鹽利之奉，自世祖時期起，就已經制定了非常完備的鹽法，從生產、運輸到售賣的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有相關規定。
但鹽務之運轉，顯然不可能完全依照鹽法規定來，從官方到民間，從鹽監到鹽商，從鹽丁到鹽民，整條龐大的、復雜的利益鏈條上，有太多按捺不住的手腳了。利益動人心，這樣一條幾乎流淌著黃金的財路上，怎么可能干干凈凈。
因此，對鹽務之改革，劉文濟的重點就不在鹽法鹽制了，目標在人，在那些違法犯罪、侵犯國家財稅、凌虐帝國子民的食利群體。
在這方面，他也是名正言順的，他也能高舉世祖之法的大棒，狠狠地沖那些大吃鹽路的不法勛貴、貪官奸商打去。畢竟，大漢鹽法，可是世祖開天眼借鑒，再綜合國情，方才制定出來的，即便到建隆時代已經弊病頗深，依舊從整體上保證著鹽事秩序的穩定，至少讓大部分人能夠有鹽吃，哪怕貴點。
鹽務之改革，起因還在于范仲淹。當年劉文濟南巡時，聽取匯報后，決定修筑淮東還堤，重捍海堰，當時以范仲淹作為都監。
而范公何人，窮三年之功，奔走淮東沿海工程，重筑海堰，還淮東官民一片風平浪靜、河清海晏。在這個過程中，范仲淹可是不帶停的，借著監工之便，將淮東鹽務之弊摸得清清楚楚。
天下鹽事，半出淮東，淮東之弊，也足以代表天下了。建隆七年，范仲淹回朝述職，進一步得到劉文濟賞識，擢升為工部主事。
范仲淹則將他在淮東調查所得鹽務細情，原本詳盡地奏明劉文濟，從鹽價、鹽官、鹽運、鹽商、鹽民五個方面闡述其弊，總結得來說，實際就兩點，貪污腐敗與壓榨剝削。基于這些情況，范仲淹又向劉文濟提出了“鹽事十條”，希望劉文濟能痛下決心，大刀闊斧，改革鹽政，為民請命。
對此，劉文濟可是大加贊賞，夸獎范仲淹的丹心忠誠。事實上，劉文濟早就有整頓鹽務之心，皇城、武德二司可不是擺設，雖然在調查、認識上比不得范仲淹，但劉文濟是會動腦子的，從那紛繁的細節中，自能察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