賊情如火，席卷西南，雖然像善闡、理州大理、建昌等云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鎮，一直堅如壁石，未嘗有失，但禍連滇黔的西南大叛亂，也足以讓朝廷寢食難安了。
滇黔之亂之于朝廷，要緊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蠻部、土司叛亂，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鎮，死了多官民。實事求是地講，滇黔就算被徹底打爛了，人都死光了，于朝廷而言也無關痛癢，畢竟很難動搖的帝國根本。
帝國的核心統治區域在哪里，永遠在中原、河北，當然最近二三十年東南江浙地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繁榮，也漸漸趕了上來，成為維持帝國統治秩序運轉最核心也最強勁的動力。
而其他地方，邊地如西北、西南、山陽、東北者，雖然同為帝國不可分割之地，起著鼎足之作用，但總歸是次一等，屬于一個強盛帝國顏面與表征。
就沖著這份帝國尊嚴與榮耀，為了維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頭，朝廷也不可能容許叛亂、背離的發生，處在強盛期的帝國也有足夠的實力去勘暴制亂。對于一個統一的中央帝國來說，不管是哪一方出現嚴重動亂，都意味著帝國的統治出現了問題，也必然會尋求解決之道。
另一方面，事物的發展是存在普遍聯系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蟲瘴氣依舊是滇黔與外界聯系的重要阻礙，但建隆時代比起過去，終究大有不同，聯系也是日益緊密。
連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詔，何況歸治數十載的滇、黔之于帝國。同時，若滇黔局勢長久糜爛，那么地形、氣候、民族分布、治理現狀都與之高度類似的劍南南部州縣、廣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區，乃至高原另一側的吐蕃，都難免受其影響，范圍再擴大，就是朝廷拼了老命也得維護的精華之地了
川蜀之亂雖然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但其影響教訓可依舊存在，至少對親身經歷見識過的劉文濟君臣而言，是不敢過于大意的。
因此，為了西南的安寧，為了帝國的統治，朝廷對滇黔之亂的重視一路飆升，也是理所當然的，也必須及早將之扼殺，盡可能將影響控制在滇黔地區范圍之內。
眼見亂象擴大、賊勢蔓延，而地方官府官軍卻不能制，帝國終于從中樞層面以下，正式發力了，向滇黔進軍平叛的詔令與平叛大軍的組建于建隆十年1027正式落實。
當然，劉文濟鞭策下的帝國朝廷，雖然難免犯一些遲鈍的、傲慢的“大帝國病”，但處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亂這等軍國大政的問題上，還是不會如此迂緩的。
之所以拖到建隆十年，就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等待、觀察、了解亂情之發展，同時冀望滇黔二道自己消化、自己搞定；二則是，建隆九年立秋之后，朝廷已經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平叛事宜了，籌措糧械，調兵遣將，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時間，從滇黔重鎮及其周邊構建起一個鐵桶般的包圍圈。
皇帝劉文濟或許并不精通軍事，但他知全局，識大體，懂戰略，同時，身邊也不乏優秀的軍事人才為之謀劃出征。而為劉文濟謀劃西南軍事全局的，主要有三人，兵部尚書張儉、由少府轉任殿中監兼樞直學士的蕭恭，以及最為關鍵的樞密副使曹瑋。
而曹瑋也是西南平叛的統帥，被劉文濟任命為西南招討使，總督劍南、湖南、廣西、滇黔之軍。同時還給曹瑋配了兩名副手，西南巡檢使折惟昌與兩廣巡檢使曹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