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九年夏初，洛陽西苑，在一場盛大的揭幕儀式之后，大漢帝國政法大學堂新校正式宣告落成，投入使用。
經過近二十年的摸索、試驗、調整，帝國政法大學堂已經徹底融合諸家思想、諸派理念，成為一座百花齊放的學問殿堂，也是帝國毋庸置疑的第一學府。
二十年間，大學堂已經為帝國各級官府衙司了三萬多名官僚，并且成材率不低，早幾批中的佼佼者，已然成為帝國統治階級的中堅力量。
到建隆十七年為止，從大學堂畢業、科考入仕之“名人”，已經能列出一長串了，比如包拯、富弼、韓琦、歐陽修、文彥博
到建隆十八年時，大學堂在校學生已然突破五千人，而此前的學院，地方狹小，設施陳舊，已然無法滿足各項教學活動，因此，新校的建設在皇帝的推動下，早早地便提上日程。
而新校的選址也很特殊，就在西苑這片風景秀麗的皇家園苑之中。劉文濟不似康宗那般癡迷畋獵，對西苑的使用也很節制，因此二十多年下來，西苑的生態環境已經有了很大的恢復。
更特殊的地方在于，新校是在當年康宗后期那座爛尾的“水晶宮”遺址上，重新起建，修復完善。有此基礎，可想而知，帝國大學堂的新校區，是何等瑰麗壯觀。興建工程，費時一年，耗錢兩百余萬貫，搶趕工期之時，擊鑿之聲，夜以繼日。
雖然耗資不菲，但作為培養帝國精英與統治基石的學府，也完全配得上，足表皇帝與朝廷的重視，同時在輿論上多少正面、積極的評論，總歸比皇帝拿著國家財稅去大修宮室寺觀，去實現個人享受要好得多。
宣光閣，是新學堂的中心建筑，為為貢祭先賢及舉行大型學院活動之所，閣樓立于水上，閣外是開闊的金龍湖，四條水上廊道穩定地鋪開，連接堤岸與閣臺，潭中另有四座人造沙洲，廣植綠樹繁花，春夏之交，極盡妍麗
引伊洛之水灌成的金龍湖邊，半頭華發的劉文濟，就像他的皇祖父那般，拄著一根樸素的竹杖，順著雕欄柳岸，迎著當空旭日，緩緩前行。
默然良久，方才住步，抬手遮眼望天，又扶欄遠眺烈日下熠熠生輝的宣光閣頂，劉文濟悵然道“國如大日，閣生寶氣，朕卻老了”
陪王伴駕的，除了內侍近臣之外，主要有兩名大臣，內閣大學士、吏部侍郎杜衍，以及大學堂校長蔡齊。杜衍乃是唐代名相杜佑之后，康宗朝那唯一一屆科考的進士出身，就和幾十年來漢帝國諸多有所建樹成就的庶族名臣一般，杜衍少時的經歷也很艱苦坎坷，雖然免不了一些運氣成分，但這也是他們學有所成很重要的因素。
入仕二十八載，從京畿到地方，歷職多方，累有政績，為人稱道，到如今，杜衍已成為朝廷一等一的人才，以清廉強干聞名，更是“預備宰臣”。
也是在建隆朝形成的潛規則，當一個部司大臣頭上加“內閣大學士”時，那么拜相也就不遠了。而杜衍在吏部，主管官吏人才選拔，他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畢竟老相公張儉的年紀也的確大了，皇帝不得不為接下來十年做準備。
至于蔡齊，是深深烙刻著劉文濟時代印記的名臣學士，這個端拱二年的狀元，雖然在吏能上與他同屆的諸多才士有差距，尤與范仲淹相比，但在治學、教育上，卻苦心鉆研，多有成就。
因此，在不到五十歲的年紀，不只參與完成了冊府元龜這部大書的修撰，還是國史的主編之一，四十五歲時，被劉文濟放到大學堂校長的位置上來，這可是從二品的職位，天下學府之首。
當然，劉文濟提拔蔡齊，委以重任，除了看重他本身在治學教育上的才器，更重要的，還是他身上所具備的“干凈與純粹”，這可是實實在在，經他這一朝選拔、培養、成長起來的大臣。
事實上，到劉文濟統治的中后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新人才”，不論嫡庶，成長成為帝國基石，在帝國統治運轉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名氣最盛者，便是范仲淹，劉文濟可是親口夸過，這是濟世之才。而以范仲淹等建隆時期崛起的一批后進才士，也是劉文濟作為一個實權皇帝最重要的底氣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