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時間里，對劉繼英、劉維箴這一子一孫，劉文濟是有一些深入考核考察的，當被置于放大鏡下仔細觀察時，再光鮮華麗的外衣，都難免褪色。
建隆二十一年開始，睢陽公劉繼英便被劉文濟安排進朝廷部司，實地實際參與朝政，學習培養處置國事的判斷、處置能力。
而劉繼英先后在理藩院、財政司、都察院、吏部、樞密院這些朝廷最核心的部司輪職鍛煉，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賜侍中銜，入政事堂行走
這一系列的安排，無不說明一點，劉繼英在“預備太子”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深。即便劉文濟以強勢酷烈的手段維持著朝局，壓制太子黨爭，隨著時間的流逝，睢陽公劉繼英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就源于皇帝這種極具指導性與迷惑性的安排。
同時，在治事方面的能力，劉繼英也的確表現不錯，尤其在隨皇叔祖劉曜在理藩院的那段時間，十分踏實認真，很明白皇父對宗藩關系事務的重視，用心地學習相關事務的判斷與處理。
在其他部司輪值時，也是賣力表現，雖不乏疏漏，但那股渴求進步的態度，是分外積極端正。便是政事堂那些能才干吏、理政能手，不管真心如何，都對劉繼英交口稱贊，漸漸認可其“賢”與“能”。
只不過，兩三年下來，或許是為那些聲名所累，又或許是過于追逐所謂賢名與才名，劉繼英開始在舍本逐末的路上越走越偏，實事干得少了，高談闊論多了，慢慢地，連心思都變了，開始專心致志地揣摩圣意，一心一意地邀買人心。
而對這種沽名釣譽、務虛避實的行為，劉文濟還特地加以訓斥指正，效果是有的，但劉繼英很快就故態復萌。也是被他的近臣幕僚給帶偏了，皇帝的指正行為，經人一“翻譯”，就變成圣意屬定，否則何以如此費心
可以說，在章德太子劉繼禮剛剛薨逝的時候，劉繼英是占了不少優勢的，不在于楊氏外戚、軍功貴族的鼎力支持，以及朝野之間那如潮聲勢，根本在于，皇帝劉文濟對他的好感與喜愛。
至少，比之那個迂緩遲鈍的皇長孫，要更受劉文濟鐘意。畢竟，劉文濟自詡英明之主，在繼承人的選擇上，總還是更喜歡找一個“類己”的。
故太子劉繼禮，雖然“仁弱”，但并不意味他不聰明，相反，他很聰明，只是性格原因，導致行事作風，給人一種軟弱之感罷了。
而對劉文濟來說，眼瞧著寄予厚望的嫡子，一步步滑落，亮眼的光環逐漸暗淡，暴露出“平庸”的本質，這同樣是一種煎熬。
劉繼英的平庸，不在于才識智慧上有什么重大缺陷，但若是作為一個帝王，他太不聰明，在競爭太子過程中的諸多表現與手段，也顯得太不明智。簡單地講，多做多錯
若是劉文濟于建隆二十年就冊立新太子，那么勝出者很大可能就是劉繼英，但偏偏這件事情，拖了整整三年，遲則生變
而作為劉繼英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皇長孫劉維箴就顯得樸實多了，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他就只做了兩件事，守孝與讀書，除此二者之外，劉維箴并沒有任何多余的動作，對奪嫡之事，也顯得漫不經心，朝中的聲勢都仿佛是支持者們以及楊氏的反對者們自發形成。
當然，劉維箴能如此穩坐釣魚臺，萬事不縈于懷，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有人出謀劃策。時任太子中允的王士廩，這是世祖、太宗朝名臣，前武德使、江南道布政使、宰臣王玄真之孫。
王士廩以祖蔭入仕，因此比起那些通過科舉正考入仕的權貴子弟，仕途要稍微“坎坷”一些，但此人其他地方或許不如人，但在政治的敏感性以及觀人識人上，卻深得其祖父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