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祐三年，臘月，京中有流言起，言太原王、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劉崇，潛蓄異志，貽患于朝廷。
朝野民間，議論紛紛，天子劉承祐聞之盛怒，于崇政殿間大發雷霆，疾言有君心叵測之徒，懷奸弄惡之輩，欲間離朝廷與河東。
旋即召武德正副使李少游及王景崇，勒令二人調查處置此事，緝拿散播謠言之人。其后，武德司下探事盡出，密作成風，連新組建的武德營亦甲士四出，前后捉拿上百人，動靜鬧得很大，平穩許久的東京都因此事亂了一陣。
只是，前幾年偵查探案，推鞠問罪，無往而不利的武德司，在此事中效率驟然低下，逮捕了不少人，終究一無所得。還是天子劉承祐及時自憤怒之中冷靜下來，下令所拿無辜盡數釋放，賠以錢財，以息民怨。
其后，劉承祐著中書舍人、知制誥陶谷作一篇《告皇叔書》，將京中之事盡陳，行文流暢，感情充沛，盡抒叔侄之情，君臣之誼，全明心跡。
又召皇叔慕容彥超進宮，與之懇談，然后委其為河東宣慰使，替天子北上晉陽，祭天祭祖。另外，便是將皇帝的書信，及準備好的一大批御用賞賜之物，帶給劉崇。
慕容彥超，自去年初，許州皇叔劉信案之后，快兩年的時間了，一直待在東京，即便劉承祐給他的禁足日期過了，也沒有回節鎮鄆州的意思。反而在東京經商，大置產業，賺下了一大份家產，并且將自己的經商天賦給“開發”出來了。
至于鄆州那邊，初時還委以幕佐將吏任事，后來則全然不管了。到如今，鄆州雖仍為節鎮，但無論兵馬還是政務，都已由朝廷直接派遣的軍政將吏掌控，政分諸曹，軍使團練。在劉承祐小心謹慎地對地方進行“去節度化”的過程中，鄆州這邊，幾乎已是一步到位。
大抵有鑒于此，對于慕容彥超在東京，劉承祐有些放任，比起他在地方上禍害官府生民，在東京利用身份特權做些買賣，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而慕容彥超此人，說他粗鄙，自傲，貪婪，好色，一點都不過分，但有一點，還算識趣，尤其在面對劉承祐這個皇侄的時候。
東京的流言，也有所聞，對天子委以差事的用意，也有所猜測，直接打包票，奉命北上河東。
在慕容彥超北去之時，劉承祐這邊動作緊隨而來，其一，將那封《告皇叔書》散發流傳民間；其二，急令還未在東京待滿一月的楊業，回代州；其三，往晉州增派一部分軍器；其四，汜水軍使白重贊移駐土門（井陘），撥兵兩千。
原本，白重贊鎮汜水，是史弘肇出鎮洛陽之際，劉承祐布的閑子，基本沒起到什么作用，因為史弘肇在洛陽幾乎將他“工具人”的價值發揮到了極致，一眾勛臣豪族在他的“淫威”下瑟瑟發抖。而如今，劉承祐將之調至土門，目的為何，智者見之。
事實上，這一系列動作，基本上就是劉承祐對河東情狀的應對了，懷柔安撫的同時，不忘打草驚蛇，敲山震虎。
若說劉崇此時有反心，劉承祐相信，沒有王景崇匯報得那么夸張。若說與朝廷同心同德，那也不可能，到劉崇這樣的地位，再加朝廷的政策，再加其性格影響，對朝廷心存疑忌，那是必然之事。
而劉承祐通過諸多措施，想要告訴劉崇的便是。朕與皇叔有叔侄之情，必無相害之心，請皇叔放心勿慮。但皇叔如真因疑忌有所異動，那么朝廷也不是毫無準備，早有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