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入冬之前，大漢朝廷主要忙碌于四件大事。
其一，關于齊州水災的善后事宜，有一片處置周到、救濟及時的官員得到了封賞與提拔，同樣也有不少州縣官員，因之罷官免職，乃至下獄問罪。
黃河已經日益顯示出其威脅了，破壞力強大，每決口，總是給官民造成重大損失。這些年每聽到沿河州縣報上的大小水患水災，朝廷都不由緊張起來。官方統計，自大漢開國以來，在黃河中下游，發生的大小水災，就達三十六次，其中只有四年完全無事。
對于黃河水患，朝廷的重視程度也在日漸提高，甚至已經費了不少人物力，進行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而負責水務的大臣，前后更派出去不少，包括王樸、雍王劉承勛以及昌黎王慕容彥超。近幾年，慕容彥超更是帶著一批水務專家，四處巡視水文，籌謀治理方案。然而，總是治標不治本。
為水患問題，朝廷也開了好幾次專項會議，并發明詔集思廣益，同樣也沒能議出個根治的辦法。
下面的官員倒是有人提出了一個想法，說堵不如疏，當效仿大禹治水，開挖溝渠，變更河道，用以行洪泄洪。
這個思路聽起來也是不錯的，畢竟連大禹都抬出來了，然而卻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內的一干重臣的反對。
畢竟，黃河水道要是真那么容易就變更，也不會成為歷代王朝的一個痼疾。劉皇帝是有些心動的，覺得構思不錯，堵不如疏確實是個淺顯易懂的道理，卻也不盲目。
因為在劉皇帝的印象中，黃河改道，帶來的往往是一種災難，輕易不可為。并且，這種事情，還是需要做詳細的調查，周密的準備，論證可行性之后，才好施行，還要考慮人物力的投入。
在此之前，對黃河的治理，還是只能老一套，清淤、固堤，再多植樹木。然而，南道河床過高，堤岸也越筑高，幾乎已是地上河，這也是最讓人感心驚肉跳的。哪怕清道，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實上，改道真的是個不錯的辦法，只是不能像北宋時期那樣不顧實際、看圖劃線，瞎改亂改......
不過，有一點，是開寶年來，朝廷在推動的，那就是對黃河水系的梳理上，河水北流，劉皇帝甚至有萌生過把“京杭運河”開鑿出來的想法。
黃河的治理，非一時之功，甚至非一世之功，可以想見，會貫穿劉皇帝的整個統治時期，乃至整個大漢帝國時代，還有得頭疼了。
除了水患這種長期擾人的事情之外，便是太子劉旸成婚了，這可是朝廷的大事，涉及到國本的事情，豈能不重大，政治意義尤其突出。
相較于當初皇長子劉煦成親，對太子婚禮的操辦，顯然要更加隆重，規格更不可相提并論，畢竟是儲君成親，迎娶太子妃。
婚禮都是在崇元殿上舉行的，內外公卿大臣一齊相賀，為此還專門讓翰林、學士及文才們，寫了大量的詩詞文章，以作祝賀。
太子與其他皇子之間地位上的差距，十分明顯，劉皇帝也完全體現了他對劉旸的重視。太子的地位，愈加穩固了。
首先皇帝看重，其次宮內有皇后，宮外有符家、慕容家，這種陪著，幾乎難以動搖。
另一方面，與太子結上親，也使得慕容家族在朝中因衛國公慕容延釗之死而滑落的地位，重新鞏固了。
婚后，劉旸仍舊以太子的身份呢聽政于廣政殿，但可以負責具體事務，一應軍政詔制的審核工作，都由他主持，算是把門下的職能劃給他了。
與此同時，劉晞、劉昉這兩兄弟，也正式出任官職，劉晞到太仆寺任副職，劉昉到兵部，在南北用兵的后勤事務上打下手。
剩下兩件大事，無外乎南北用兵事宜，北邊大張旗鼓，南面則悄悄摸摸。
對定難軍，朝廷準備多年，此番意志更是堅決，定要一舉解決這個帝國內部的隱患，妨礙軍政統一的最后一顆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