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一列中，為首的便是尚書令閻式。
閻式之前擔任始昌令，在齊萬年起兵反晉，閻式、李特等率關隴流民十余萬流入巴蜀、漢中。
流民共推李特為主，為行鎮北大將軍。閻式擔任李特的謀主。成漢建國，李雄即皇帝位，拜閻式為尚書令。除了世家之外，文武百官都出身粗豪，無朝廷之儀，閻式上疏請參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李雄聽從。
在閻式身后，則是仆射楊褒、太宰李國、司空李離等人。
在這些人的后面，則是幾個本地世家的人，譬如譙同、張備等人。
原本李特李雄帶著六郡百姓到益州就食，沒想到稀里糊涂的成為了流民帥，又以為晉朝已經時日無多了，便成立漢國。
結果
齊王之亂被平定，他這邊變得風雨飄搖起來了。
尤其是本地世家的勢力，最讓他頭疼。
對于益州的世家勢力，李雄還花費了不少時間，才搞清楚他們的關系。
說到益州本土世家勢力，就不得不從劉焉劉璋父子說起了。
東漢中平五年，劉焉向漢靈帝提出“廢史立牧”的建議，原因是因為當時地方的情況確實是比較惡劣，理論上刺史只有監察的權力，沒有行政的權力，州刺史權重太輕，處理突發的事件有些不方便，所以就干脆用州牧換掉州刺史，派一些宗室清流到地方，算是為漢室留一條后路。
其實劉焉并不是真正忠于漢室，因為在東漢的亂世中，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朝中重臣還不如地方長官。
至少地方長官能夠掌握的資源比朝中要多得多，也能更好地進入到中原逐鹿的狀態。
正巧在當年比較亂套，各地黃巾軍復起，益州刺史郤儉政績不佳，于是劉焉得償所愿，成為了益州牧。
光成為益州牧也不算真正控制了益州，就像中央對地方失控一樣，如果州刺史或者州牧沒有足夠的力量，那么也很容易被當地的世家大族架空或者瓜分權力。
從東晉時期“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就可以了解這一點。劉焉為了加強對益州的統治，他吸收了很多從益州外部州郡避難而來的流動人口。
這些人要想與益州本土大戶競爭就需要依附劉焉，劉焉也需要他們作為自己的嫡系力量。
這支力量被史料中稱為“東州士”，是益州中很活躍的一支力量，一直持續到蜀漢滅亡。
因為“東州士”的力量，劉焉對益州的控制還是可以，不過也埋下了一些隱患。在興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劉焉去世，益州本土大戶的代表人物趙韙、王商等人推舉劉璋為新的益州牧。
劉璋性格相對于劉焉來說比較軟弱，他雖然也采用劉焉那種以“東州士”對抗益州本土大戶的策略，但是并不徹底，對益州本土大戶的訴求也給予一定的滿足。
劉璋的策略讓益州本土大戶稍稍歸心，但也導致“東州士”對劉璋統治的不信任。
在劉焉、劉璋父子與劉備、劉禪父子統治益州時期，益州本土大戶對外來戶的矛盾是益州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環，也可以說是一定程度影響了歷史的走向。
在劉焉時期，二者之間的矛盾就相當激烈，主要是集中在益州本土大戶與“東州士”。犍為太守任岐、益州從事陳超、校尉賈龍紛紛起兵反叛劉焉，不過在“東州士”與青羌人的支持下，劉焉還是平復了這次叛亂。
在劉璋時期，同樣發生了益州本土派系對“東州士”的叛亂，趙韙與益州大戶聯合反叛劉璋，蜀郡、廣漢郡、犍為郡全部都響應趙韙。
“東州士”深知益州本土大戶對自己的仇恨，與劉焉父子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在“東州士”的殊死抵抗下，劉璋還是艱難地擊敗趙韙。
或許就是因為這次叛亂，劉璋對益州本土大戶的態度轉為安撫和拉攏，導致“東州士”對劉璋的態度轉為冷淡。
劉備能夠與劉璋聯盟并進入益州，最開始是因為張松和法正二人的幫助。兩個人一個是益州人，一個是關中人，屬于“東州士”，在這里似乎不太好對益州本土大戶和“東州士”對劉備的態度進行一個明確的判斷。
不過在劉備入川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明顯“東州士”更加歡迎劉備，益州本土大戶的抵抗程度更加激烈。
這里應該由劉璋對二者態度轉變的原因，但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劉備用暴力手段推翻劉璋對益州的統治，對益州人來說也有一種被侵略的共情。
畢竟劉備也是一個外來者。
而后劉備包括劉禪統治益州時期，益州內部的派系和矛盾更加復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派系北方元從派、荊州派、東州派、益州派。
北方元從派雖然顯赫一時，但是沒有持續發展的土壤，于是剩下荊州派、東州派、益州派三個派系。荊州派在蜀漢中無疑是最顯赫的派系，占據了蜀漢政治格局的核心地位；東州派雖然不如荊州派，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出現費祎、陳祗這樣的主持國政重要人物；相對而言益州派就是長期被打壓的一方，在政治上的話語權相當低。
然而讓人唏噓的是，最后蜀漢被滅，留存最多的，還是益州派勢力，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清算，實力大減。
現在的李雄，是頭有點痛了。
一方面，他要忌憚叔父李流的勢力，另外一方面，他還要安撫益州本地勢力，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他才向雒陽送出請降信。，，